（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一十五
郑宝林走后的第三天，丁大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对我说：“领导准备给你调换个工种，听说你经常腿疼，还回工务组干会计吧，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报告大队长，我在零件组习惯了，根本不想去工务组，说实话，我也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丁大队长的好意，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过了一会， 他又用温和的语气说：“先回去考虑一下吧”。说罢挥挥手让我出来。干吗要和那些人纠缠在一起呢，模型库房虽不像办公室干净，但那是我一个人的天下，自在多 了。
上次，郑宝林来接我时，我只是出于对新任者的一种责任，要求给半天的交接时间，被他断然拒绝，将我马上轰下楼去，从那时起，我觉得此人不怎么样，尽量 躲着他。不就是个工务人员么，一样是劳改犯，他大约以为这是特殊的赏赐，我才不领这份情呢。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仍旧呆在零件组，而且也不想学什 么木匠技术了，如果能平反，或者还有回原单位工作的可能。有时候和雷小厚在库房里长久地谈论着时局，讨论着我们的未来，也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汇报，我才不想 再到工务组，让那几个老犯人在背后说长道短哩。
第二天，丁大队长早早来到厂房，先是这里转转，那里看看，然后走到我们组的场地上，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 “昨天说的那事想好了没有呀”？“大队长，你还是另找人吧，我劳动惯了，坐不住”!他悻悻地走了，大概遇上我这样的犯人，还是头一遭。去工务组，当管理人 员，能够经常接近领导，在许多犯人眼中，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我，偏偏不感兴趣。这天晚饭后，门房来叫我，要我到办公室一趟，我想恐怕还是此事吧，进得 门来，只有丁大队长一人，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从明天起，你仍然去干会计”！“报告大队长，我不是……”未等我说完，他站起身来，加大嗓门吼道：“这是命 令，作为犯人，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去吧”！他挥了挥手，我知趣地走了出来。既然知道我是犯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又何苦要征求我的意见呢，从一开始就直接下 命令好了。
重新来到工务组和前次大不一样，业务已是轻车熟路，每天有大量时间，有时帮其他人写写申诉什么的，日子倒也平静地过去了，只是我的心里开始了躁动不安。整 整十年了，在枪杆子的压制下，已经完全习惯了劳改犯的生活，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形势的急遽变化，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希望在渐渐增大，那么多人平反，为什 么我就不能？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社会上还有亲人，母亲、弟弟、妹妹。两年前，一直疼我关心我的姥爷姥娘相继去世，爷爷奶奶也都在八十开外，二叔来信说，两 位老人常常念叨着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闭眼前能看上我一眼。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前途，可以说心如止水，特别是前六七年，老死监狱成 了主导思想，在近几年才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然而也很模糊。近来，不断有“现行反革命”出狱，我自然也要思考自己的事，可又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写申 诉，因为报纸上并没有登载属于所谓集团案平反的消息。在全面估量了最近的拨乱反正政策后，觉得很有平反的可能。但又顾虑，原判机关肯定不会轻易松口，因着 我的家庭出身，他们认定我是铁杆的“阶级敌人”，是典型的异类。
有时，回想起那时和陶福成说过的一些话，什么像秦始皇一样，大搞焚书坑儒，残酷迫害知识分 子啦，什么个人迷信让人看了肉麻啦，什么一党专制变成了一人专制啦，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啦等等，如今报纸上批判“四人帮”，不也是这样说的嘛，同样 的话说在十年前叫做罪恶，十年后成为真理，这怎么让人心服口服呢？判我时，硬是把我一起算作“集团主犯”，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参加了一个名叫什 么的“反革命集团”，说我参加“反革命黑会”，谁看见过我？说我书写“反动文章”，有什么证据，能够拿出一篇吗？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写在判决书上的那些 事，与我根本挂不上钩，我的主要事实，便是和陶福成私下议论过“文化大革命”，对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都证明是对的，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罪？越 想越觉得憋气得很，不写申诉，实在不甘心，写吧，又不知道有没有结果，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浓重的阴影。老干部平反了，人家原来是国家的功臣，可我呢，地主 出身，原本就是被压制的对象。就这样，在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看着天天都在走人，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要“蠢蠢欲动”了。
一天下午的学习时间，讨论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特别强调，我的一些观点只不过早说了十年，就叫做罪恶，实在有点想不 通。组长马锦章先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接着飞快地把我的话往纸上记，那种庄重认真的神态，简直像获得了一件宝物，我看在眼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第二 天学习一开始，中队的于队长进到院子里，首先招呼我到办公室，劈口问道：“你最近是不是有不认罪的言论”？“是啊，”接着我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说出，等待着 队长的训斥，因为对一个一向认罪服法的犯人，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了。于队长沉思片刻，郑重对我说：“估计你的案子是有问题的，像你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时 候判刑，最起码也是判得过重。这样吧，如果你觉得有出入，可以写申诉，现在上面有指示，要求监狱积极配合平反冤假错案，凡申诉的，一律不准扣压”。说罢， 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有鼓励的意思，我很感激地对他说：“谢谢队长的指点”。回到组里后，马锦章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很久，他一定很奇怪，受了批评的人，脸 上却没有丝毫沮丧的表情。怎么会想到呢，他的汇报正好做了我和干部沟通的桥梁。
从此，我也像雷小厚一样，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申诉战。
一百一十六
形势越来越让人感到振奋。报纸上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平反后的老干部，不断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这些人借悼念充分抒发内心的感受。他们写道：“‘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整个中国像一座监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为名，死不占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反革命猖獗的十年”等等，我在努力思索着 这些语句背后的含义，对于平反更增加了几分把握。的确，“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许多变化，那些老干部们，要不是历尽折磨，哪能产生这样的新认识呢？苦难使 他们更接近了民众，也使他们对于暴政有了切肤之痛。我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雷小厚，鼓励他要看到这个大方向，不要怕老干部出来，会对因派性斗争进来的人不 利，同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迟早会理解的。
这一年，我常常处于兴奋的状态，也常常苦闷地彷徨着。一方面为世道的变化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走的太慢了，很多提法都带有羞羞答答的情形，不敢大胆 捅破那层纸，想必是那些极左老爷们仍在作祟，对一些新的措施、作法，动不动就冠以资本主义的罪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申诉充满了忧虑。几年来，因派 性进来的人，哪一个不写申诉？最后得到答复或解决问题的人寥寥无几。“现行反革命”中，最早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像我的老乡唐顺一样，原本就和“反”字挂 不上钩。至于像我这种出身不好，又有思想的人，平反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强调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工作， 地方上仍是尽力拖延、推托，不予过问。多少年来，宁左勿右的积习，牢牢地桎梏着许多下级干部的头脑，办事左些，即使错了，也是方法问题，检查检查了事；而 一旦右了，那可是路线问题，轻则丢官，重则坐牢，会毁掉一生前途的。落实政策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监狱方面，或者因其不参与判刑，只是作为一个保管犯人的单位，落实政策还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每次开会总要警告一些人，不要有罪不认，趁机翻案，一方面对 每个人的申诉绝不扣压，积极转送出去。听说管教科的张科长还几次亲赴附近的检察院和法院催办。不认罪的人越多，对监狱来说，越不好管理。一次，和一位干事 闲聊时，他无意间对我说：“县邮局的邮票一半卖给了二监狱，每天的申诉信件，用一辆工具车往外拉”。由此可见，这些年处理的案件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在极 左思潮的影响下，判刑不是着重于事实，而是根据运动的风向，形势的需要，尽力网罗罪名，置人于绝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说的是秦始皇时的情景，“文 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不久，报纸上又传来安徽农民分田单干的消息，竟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想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人民公社的基石 正在动摇。安徽省还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广东省对“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也开始给予平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变革已经全面来临，有时甚至忘掉自 己的案件，一味为国家的走上正路而兴奋不已。许多年来，所盼望、所企求的不就是我们的国家能尽快脱离暴政，走向正常吗？长期以来，政治渗透到了每一个角 落，个人命运早就和国家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走上正路，个人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尤其是给“四类分子”摘帽一事，对我触动很大，这是一项多 么英明的决策啊！二十多年来，这些人早已不是什么剥削阶级了，他们和一般社员一样下地劳动，还剥削谁呀？除了少挣工分外，还要时时处处受到监督，每次运动 都是挨斗的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前也仅仅是因为勤劳和节俭，比别人过得稍为好了一点，便被没完没了地专政。现在，历史终于 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这公道来得太迟太迟了，毕竟今后可以正儿八经地做人了，仍然值得庆幸！
解放了“四类分子”，毫无疑问我更愿意出去了，决心申诉下去，直到平反。我相信中央的政策一时不会改变。
一百一十七
旧案的申诉，实质上就是和原判机关打官司。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对方却是官，是衙门，彼此所处的地位极不平衡，想要打赢官司，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 是，中央的政策毫不含糊，主要领导在重要会议上几乎每次都要讲到落实政策。最近，邓小平又说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意思很明显嘛，就是不让 抠字眼，能平反的尽量给予平反。但地方上有些人就是不开窍，依然顽固地坚持过去的极左路线，对于人们的申诉不予理睬。因此，写申诉的人有增无减，得到处理 的却很少，毕竟庶民百姓不能和高级干部相提并论，人家呢，主要领导关照一下，下面的人忙着去办，我们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领导只能在会上大体讲讲，具体执 行还得靠下面的各级干部。思想解放一点的领导，能够积极去执行，而思想比较守旧的人，则尽可以推脱不办。
在我写申诉将近一年时，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吧，有天下午被叫到办公室，中队长、指导员和大队的两位教导员都在场。阎指导员把朔县法院的答复念给我听： “你的申诉无理，希你老实改造，争取减刑”。简单到了极点，也没有说明原因，接着，贺教导员严正指出：“关于申诉，政府是允许的，也保证给你们传递出去， 但必须是冤假错案。如果趁机翻案，有罪不认，后果可要自负。不久，监狱打算又要召开减刑大会，不认罪可不能减刑。至于你的案子，有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好 说，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提醒你，一定要认真对待，今后是撤诉还是继续申诉，应该有个理智的抉择”。我当即表示，要继续申诉下去，贺教导员再没有说 什么，其他干部都未啃声。
此后一段时间，更加焦虑不安，深深感到，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各级干部的认识问题，长期的极左思维，惯性使然，要使这些地方 干部彻底转变思想，必须借以时日，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极左司令部在形式上垮台了，暴政时期的许多做法还在延续着，前不久，走了一位交城县的老农民，正好说 明了这点。那人是粉碎“四人帮”后判的“现行反革命”，只因为发下华国锋的标准照片时，他左端详右端详，顺口说了一句“这狗胖了不少啊”！便以“辱骂英明 领袖华主席”的罪名，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老汉与华国锋同村，想必也是总角之交，可他的家庭成分却是富农。
山西的农民，许多地方，说话时总爱带个“狗 的”，也就是“狗日的”的简称，此话原意却有不敬之意，但人们说得久了，同事之间，“这狗的”、“那狗的”，成了习惯用语，谁也不去在意，所谓约定俗成 吧，不敬之意也就自然淡出。固然，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该这么放肆，但别人批评他几句也就行了，判处十年徒刑确实也太过分了。此事如果让华国锋本人听到， 儿时的伙伴这样称呼他，一定会一笑了之，以华的宽厚，决不至于计较。结果下面的干部对老汉竟然判如此重的徒刑。
三年以后，虽然平反出狱了，却留给人们许多 思考，就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不还有人在制造着新的类似的案件吗？有鉴于此，我甚至做了长期申诉的打算。
春末夏初的一天，又接到一份答复，是山西省人大法制组的，阎指导员交给我时，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打开看时，上面写着：“你的申诉无理，不应该用现行的法 律和政策去翻过去的案，希你老实改造，争取减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早先听雷小厚说，写给所有地方的申诉很少答复，只有省人大法制组给予答复，我也试着 寄了一份，看他们怎么说。半个月后竟然得到了回复。可这回复，在我看来丝毫没有说服力。不能用现行法律和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么，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 人是怎样平反的？过去的处理，经过实践的检验，放在现在来看，历史证明其错了，给予纠正，这不是完全应该的吗？如果过去的案件，不允许用今天的眼光来判 断，那不意味着错了的东西就让它永远错下去吗？这种思维实在是太陈旧了，而且还很荒谬。真奇怪，堂堂省人大法制组，用这个理由搪塞我，我怎么可能接受呢！
气愤之余，索性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除此而外，也没有其它出路。原先只寄给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现在干脆扩大了范围，在寄给司法部门的同 时，向政治局、书记处、邓小平、胡耀邦等也开始大量地寄出。越想越觉得自己冤枉得很，不管前面的路是多年崎岖，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百一十八
这年夏天，监狱当局又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减刑大会，除了例行将原判死缓的减为无期，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年前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十 八年的人，这次又减了五年，据说在监狱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减刑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被叫到办公室，和上次一样，中队长、指导员、两位教导员都在。贺教导 员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这次减刑没有你，知道原因吧，主要是因为写了申诉，写申诉就是不认罪，而不认罪是不能减刑的。我们大队、中队领导所以特别关心你， 是因为这些年你的确表现不错，无论放到哪个岗位上，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尤其在生产方面，你肯钻研技术，每逢生产中出了大问题，都能积极出谋划策，协助领 导解决，按理说，应该也给你减五年，可你写了申诉不能减，你是知道的，雷小厚进来也有七八年了吧，不是一次也未减么，我们今天找你谈话，是希望你不要因此 背上包袱，如果哪天撤诉，领导会给你补报的。至于你，是继续申诉还是撤诉，仍然是那句话，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当即再次表示，要申诉下去，直到平反。并向 大、中队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
大队领导对我的关心，除了七五年我带领一组人马，苦战四十天，顺利完成组合机床的铸造任务外，还有一件事，他们也常常提及。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厚的雪，优 质焦炭一时运不回来，只能从附近一些公社临时买些劣质焦炭，含硫量特别高，出炉铁水只有1200多度，大量小件无法浇注成形，几乎处于半停产状态。大队召 开紧急会议，要求每个人献计献策，我是造型组的，熔炉的事与我不相干，但因常看《铸工》杂志，把学来的一点知识向领导提了一条建议，在炉料中加百分之一的 电石，结果铁水温度提高到1400度，使生产恢复了正常。这本是小事一桩，但大队领导从此对我很看重，生产中每逢出现大的问题，总要征求我的意见。加之， 从七二年起，我一直担任大队宣传鼓动组的副组长，每逢高产竞赛，由组长卫随胜广播，我进行采访，写了大量稿件。近两年来，大队的年终总结以及大会上的发言 稿，常常由我起草，我的确成了万金油，哪方面缺人就去哪里干。所以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领导对我的关心，我能理解，他们是担心我申诉没有结果，时间一长，又误过减刑，对自己更为不利。我呢，此时根本不想这些，如果不能平反，多坐几年和少坐几 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我的思想里，如今更多地想的是到底自己有没有罪？我越来越不服气，从青年时代算起，从未做过一件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自信为人是 清白的。尤其在做学生时候，我也像当时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崇拜领袖，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与执政者相 抵触的观点，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别人搞暴政，我自然不会同情。也可以说，我的思想的变化，是被人一步一步地逼着走出来的，假使我还在电厂上班，也许没 有后来这许多变化。的确，“文化大革命”中，我较早地看清了其本质，看清了一些人的鬼蜮伎俩，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但也仅仅是思想，我又没有到处宣传，难 道也可以叫做罪吗？更何况这些思想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申诉，如何能让我想得通呢？
一百一十九
国家在变化，监狱也不例外，上年冬天设置了图书室，并对犯人开放，虽然那里面可读的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极左的东西，但总算 有了开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书的出版，它也会慢慢改变的。年轻时，读过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的传记，这些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还在不断读书，不断学习。而 今，我们住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十年来，除了《毛选》，就是《语录》，其它方面的书根本看不到，由此可见，社会已退步到什么程度了，连人们学习的权利也早被 剥夺殆尽。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了，竟然连二三十年代都赶不上，能说得过去吗？
与图书室开放的同时，允许向外地新华书店邮购书籍，这给我十年来的枯燥生活，无形中增添了新的佐料，日子过得稍为有了点滋味。一个从小爱读书的人，十年 间，居然看不到一本他所喜欢的书，难免会有遗憾多多的感觉。我还订了新创办的杂志《当代》、《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另外专门定了一份《历史研究》。一个 时期以来，热衷于读那些伤痕文学，主要是自己的经历与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每每读着这些作品，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仿佛变了一个人，精神 极其脆弱，动不动就泪水长流，难以抑制。我为同时代的无数受害者哀伤，也为自己的不幸和冤枉而哀伤。由此，更坚定了要申诉到底的决心，深信自己是无辜的， 许多年来，不公平的对待我，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吧。
前不久，大妹和二弟来看我，将近十年，与亲人首次见面，真是悲喜交集。大妹告诉我，她在外面也为我不断 上访，多次到太原、北京去，只是因为各地上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刻难以解决。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一次，她和母亲到县法院要求复查我 的案件，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共产党在一天，那个案子休想平反，也不想想你们是些什么人”。原判法院的顽固态度，并未打消我继续申诉的念头，我坚信中央的 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原判法院可以永远不理我，但总不能长时间地藐视他们的上级啊。“你们是些什么人”，这叫人话吗？典型的奴隶主的 口吻！
这年秋天，有一次，大队薛副教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那天只有他一人。这是一位面孔白皙，唯一不是军人出身的管教干部，听说从前当过教师，对犯人说话，很少 疾言厉色，想必与他的教师生涯有关吧。那天，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的案子，目前来看相当棘手，我们派了张干事到你们县去催办，法院先是不予接待，后来勉强 接待了，把一摞卷宗撂给张干事，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看去’！并讥笑张干事，说他纯属多管闲事。‘你们管好人就行了，案子平反不平反，与你们有啥相干’？ 由此看来，你的案子，阻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告诉你这些，希望你心里有个底，今后怎么办，可要慎重定夺”。
我又一次向领导表示感谢。经过一番思索，决定还 要继续申诉下去，只不过从此以后，申诉的方向，主要朝向了最高层。一次，薛教导员在接过我的一摞申诉信时，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你寄给个人的申诉信恐怕不 太合适，邓和胡，日理万机，哪顾得上这些事”?我说：“即使他们看不到，还有他们的秘书，我相信，他们身旁的人，也有像我一样受过迫害的，说不定会同情 我”。薛教导员再没有说什么，拿着申诉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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