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峰回路转，中共当局在最后时刻令人意外地接受了民主党的改革方案，持续多年的困局终于被打破。
人们不免会问，一直对香港政改疑虑重重，并处心积虑地进行干预和阻挠的中共当权者，为什么这一次却突然改变了僵硬的态度呢？最方便的解释当然是阴谋论。比如说，有人认为中共此举成功地分化了民主党，分化了香港的民主派，因此是一步老谋深算的妙棋。另一种解读的视角，就是中共高层的权争。人所共知，中共十八大权力分配的斗争已进入关键时刻。接受香港民主党的政改方案，既有相当的风险，也可能有很大的政治收益。可以想像，这个打破常规的决策说明中共高层有人在加大权力博弈的赌注，为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布局。
这些解释虽然都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整个香港社会对中共高层的压力。从表面上看，香港社会在政改问题上分歧很大，难以弥合。但只要稍有头脑就能够 看明白，香港人在港人治港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无分歧。面对强大而又专横的中央政府，80后的青年一代敢于公开表达不满，主张用行动来抗争。而曾荫权代表的主流社会，则主张避免与中央正面冲突，反对公开地激怒或羞辱中央政府。他们相信理性和时间终究会有利于香港实现民主自治。
围绕著政改方案，持不同立场的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公开争辩，但所有的争辩都不仅是说给对方听，也是说给没有出场，却又无时不在的中央政府听的。中央领导人不难看到， 香港的民主派，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中央政府已失去信任和信心，而主流派虽然不敢挑战中央的权威，却对中央的强硬路线可能带来的后果充满无法掩饰的焦虑。
中国的当权者知道，他们现在有实力毁掉自治的香港社会，让多数人不再梦想民主，让青年人在怨恨中走向极端或颓废。但看来中国的当权者也明白，如果香港社会被 他们搞垮了，他们自己也将是大输家。一个溃败的香港社会不仅会给中央政府带来许多麻烦，还会对台湾的政局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共的影响。
不过，中共高层和智囊似乎想不出一个好办法，避免香港出现一个没有赢家的政改格局。从现在看到的报道来看，倒是香港的精英分子，不放弃最后时刻的努力，找到了一个既保全中共面子，又打破香港政改僵局的两全之策。中共高层抓住了这个机会，值得称道，说明他们还没有昏庸到完全不知好歹的程度。
香港政改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治和法治的社会能为政治民主提供有力的支持。正是因为香港不同党派的政治家都对中央政府明白表达了坚持自治和法治的共同意志，使中央政府继续阻拦香港政治民主的进步遇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困难，终于做出重大让步。
反观中国内地，讲民主是好东西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的民主依然遥遥无期。中共当权者的自私与偏执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这种表面现像的背后，中国民主难以推进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反自治倾向。那些公开支持专制的精英自不必说，即便是不少自称反对专制的精英，他们敢言民主，却不大敢言自治。在他们看来，自治意味著分裂倾向，意味著不爱祖国。
事实上，只有在自治社会，多数人才可能关心共同的明天，才可能建立稳定和理性的合作关系，而像内地这样机会主义泛滥的社会是搞不成民主政治的。自治的社会未必民主，但民主的社会首先要自治。这正是许多中国精英没有完全明白的道理。
中国民主政治难以进步，固然主要是因为当权者顽固不化。但中国实行民主的真正困难，却不在上层，而在地方和基层自治的基础已被系统地摧毁。在这样一个谁也无法对将来负责的社会推行民主，中央政府即使想找也很难找到梁爱诗这样的地方精英，促成多方理性沟通，实现多赢的政治格局。因此，香港政改的突破是自治社会的胜利，遗憾的是，中国内地却很难复制香港的经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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