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统治的末期，政府的腐败必然日益严重，官对民的剥削加剧，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压力由上而下地加大，特别是，越接近底层，压力越大。
通常，人在压力下会有一定的本能反应，他们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种形式排遣或把压力回作用给施压者。但在共产专制中国，压力是单向的，从来只有极权政府向下施压，而民众不能像在自由社会一样向上施压来表达意志从而和政府形成互动。
尽管如此，当人所承受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还是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释放性的行为，他们本身未必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潜意识里就是觉得应该破坏点什么才会舒服，这时的行为往往就是失控的和极端的，具有破坏性，甚至毁灭性。
袭童、跳楼和杀官及罢工等事件，实质就是社会高压积累到一定阶段时最底层民众的“自然”反应。这是几十年日积月累的结果，所以富士康事件中诸如“穷二代”比父辈们承受力差之类的论断实属有意或无意的牵强附会，他们只是比“穷一代”更接近社会最后反弹的临界点。在这个国度里，人人承负着强压，特别在最底层，每个怨怒的人都是一座火山，伏在潜意识里的暴力倾向随时可以跳出，那些袭童者大都是他们中普普通通的一员，而拆迁的逼迫或是其它形式的不公只是导火索，或说是压疯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而已。向上没有出口泄压的他们把破坏力转移到了弱童身上。富士康工厂则是高压社会中的高压工厂，工人在承受不住又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残。除了伤害孩子，就是伤害自己，中国绝望的怨民们没路可走，拆迁中的自焚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冤有头，债有主”式的觉醒，即类似杨佳和朱军等事件，标志着高压下的草民们被逼着看到了另一条路。
现在，舆论对于工人坠楼死亡的责任追问似乎在淡化。富士康的加薪策略，无非是在迅速用钱堵众人之口，涨一点工资，中国的工人们就安分了，究竟对他们来说，钱太重要了，富士康看准了这一点。此策略也使其在台湾本土和国际上赚了不少人心，同时也给居心叵测的当局一个尴尬。
至于跳楼事件发生在外企而不是国企，原因是可悲的。跳楼的工人是以一死来控诉社会。若是在国企，结局恐怕就像那些常常发生的矿难一样，不会引起普遍的关注，更难想像领导们会出来鞠躬道歉，上层会来“调查”。而外企的业主们因其本土的背景而尚有雇主的良知，从郭台铭弯腰时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忧虑与歉意来。跳楼发生在外企，正如人们去外国驻华使馆而不能去中国的公安局前抗议的无奈现实一样，实际上是对中共当局及其治下的社会的莫大讽刺。
同样，倘若现在的罢工事件发生在国企，倒很可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形不成风潮，而外企里的工人最先开始罢工，恰恰说明社会高压下的不满先从弱的地方爆出，后力和后效应不可预期。而且与杀官事件相比，罢工属合法和理性的抗争，外界应多鼓励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