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上旬，陈毅、粟裕部在黄克诚部配合下，于黄桥全歼国军李守维部。日军驻泰兴部队开赴主战场附近15里处待命观战，却丝毫没影响陈粟歼李的决心。及至国军大势已去败局笃定，日军撤回泰兴。鉴此，毛高兴时夸赞潘汉年是有理由的。
潘汉年夫妇
1939年夏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任中社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并命令其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从上海到香港的中共情报系统，授与极大权力。几乎同时，这年8月22日日本也在上海建立驻华最高情报兼反间谍机关，称“梅机关”，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中将并兼任汪伪政权军事总顾问，“梅机关”又因此名曰最高军事顾问团，监视并控制汪伪政权的一切重要举动。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外交口的专门情报机构，称“岩井公馆”，由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这两个日本间谍机关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设立汪伪特务机构“76号”，协助日本“梅机关 ”、“岩井公馆”从事搜捕、打击各敌国在上海租界地区以及汪统区的各国间谍任务，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政府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协助他们的人士，毫不手软。
这年9月，潘汉年奉中社部关于把情报工作重点放在上海的指示，带领延安派遣的刘人寿、董慧赴上海，接管了以刘少文、刘晓等建立的情报小组，建立起中共统一的情报机关，设立了能与延安、重庆、香港直接联系的电台，并恢复了与袁殊的联系。袁殊原由潘汉年介绍入党，吸纳为“特科”成员并安排其打入国民党CC系。1933年袁与中共特科失去联系，便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直接成为莫斯科的特务。袁殊还与岩井英一建立关系，又成为领取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人物。1939年初，袁殊参与军统暗杀李士群的策划，随即阴谋败露被李逮捕，李士群对军统恨之入骨，凡捕获军统特务均以酷刑折磨，若仍不招供即予杀害决不手软。此时岩井以袁系“岩井公馆”的特务为由，将其救走。
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报纸上发表《兴亚建国论》，为“大东亚共荣”张目，成为公开的汉奸。随即又经影佐批准，岩井吸纳他成为“岩井公馆”的正式在编特工。
潘汉年抵沪后从冯雪峰、夏衍处得知袁的近况，未理会冯、夏的反对意见，径与袁殊接头。袁告知潘，岩井要求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日本的文章，成为公开的文化汉奸。潘批准袁完全按照岩井的要求办理，借机协助潘的情报网扩大地盘。袁殊得令后马上在岩井提供的地点，以岩井给的经费开办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创办了《新中国报》、《兴建》杂志，公开宣传汉奸理论。潘汉年则暗中协助，动员改组派人物陈孚木就任“兴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排地下党员翁从六，记者叶文津进入汉奸报社工作，还让袁殊把刘人寿介绍进入“岩井公馆”特务机关。后来，经潘汉年同意，袁殊介绍潘与岩井直接见面，潘随即返回香港。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不露声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给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2000港币作为情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中共打入军统的内线提供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情报机关之一。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的安全。既如此，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余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伪情报机关，还是心照不宣的亲密合作？只能见仁见智了。
我们来看这个事例。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军同时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亲中共人士面临日军捕杀的危险。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本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露。关露原名胡寿媚，三十年上海著名文化人，电影《十字街头》里那首家喻户晓的插曲《春天里》就是她的作品。“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直至文革前仍在社会上热传。一个才气横溢的女诗人、作家、编辑、翻译家，其成就当年中国女杰中无人可与比肩的，因其熟识的李士群就任汪伪特务头子，为了与李取得联系，以判明他是否真如情报所介绍的欲与中共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批准派她去与李士群接头。一见面李就明知关露是中共派来的人物，表白道：“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杀了哪个共产党？”“共产党不也反蒋吗？我们是殊途同归嘛！”]还带领关露看他残酷折磨被抓获的军统、中统情报人员的现场。如此，在伪特务头子的安排下，不仅关露，其他中共人员都顺利“打入”伪政权机关。随后，李要求关露引荐他亲自面见潘汉年，潘在胡均鹤陪同下与李士群夫妇首次见面；未几，李又邀请潘在上海愚国路公馆再次见面。此次见面李将日伪即将“清乡、扫荡”的情报告知潘汉年，并希望新四军及所有中共地方政权及早有所准备。根据此预报，新四军提前撤离有关地区，顺利地躲过了日伪联合“清乡、扫荡”，又多一次抗日战绩。李士群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反蒋，经潘请示陈毅、饶漱石并获批准，由陈毅派遣军部参谋处联络科长冯少白负责与李士群建立起经常联络的关系。而关露本人的遭遇就极其悲惨，尽管她为潘汉年探明了通往日伪的路子，但因为国人尽知关露与日伪打得火热的关系，于是日本投降后清算汉奸关露的呼声极高。中共立即把关藏匿进根据地隐姓埋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甚至亲手强拆了王炳南、关露的热恋，为的只是维护党的名声。
在延安发出努力搜集日蒋勾结内幕的指示下，潘汉年还亲手设计了一出“蒋汪勾结”的活剧。潘物色了赋闲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任庵先生，在与自己的助手、任庵密友张建良密商后，由张陪同潘汉年亲自出面游说任庵，请他去拜访故交周佛海，要适时自称可以牵线与蒋暗中联系，尽力动员周与蒋方秘密联络。任庵受命后即登门拜访周佛海，在多次上门探明周确有企图暗中与蒋拉上关系以留后路的念头后，主动请缨愿为周赴江西游说时任驻江西前线的战区司令长官，周于是喜出望外。任庵随后辗转寻访到江西铅山，拜访故旧司令长官阁下。说明周佛海有意为党国暗中效劳的意图后，该司令长官立即答应禀报重庆方面，并委托任庵充当其本人驻上海的代表。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只是分量始终不足以牵连到蒋本人而已。直至抗战胜利，经该司令长官游说，蒋同意在国军尚未接管华东之前暂任周为“京沪保安副司令”，管束伪军以待接受国军整编，在整编之前负责维护华东地区社会治安及稳定。这项委任命令也是由任庵传达给周佛海的，但在周尚未得到它之前，延安先已得到，于是立即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之罪状。
1943 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为见李士群而到南京，李引荐其会见汪精卫。因事前并未有约，系汪主动要求的，故潘无法先请示便赴汪公馆见了汪。汪表示欢迎中共参加他主张的政治议会，建立联合政府。潘答复似乎没有可能，但愿意将此意禀报延安方面。并表示新四军主要图谋自身发展，倘若将来汪需要转寰，新四军不会跟他过不去的。离开南京之后，李士群又引荐潘在日军公寓里会见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知潘汉年：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则希望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游击队就不会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会见后潘随即返回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报告了只要不骚扰铁路日军就不会“ 扫荡”根据地的军事情报，但未报告其会见汪精卫的事情，由此酿成他日后的悲剧，这是后话。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抗日主力党派的高级干部如此自由地往来日伪高层机关、公馆、军营，应属神奇之举。而且，你给我一定的生存条件，我也不碰你的要害，如此抗日，未免有点滑稽。
然而后来被指控一直不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饶漱石却对潘汉年在日伪地盘的举动不以为然，他给延安打报告状告潘“违犯纪律”，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来往已属不正常。并拟用运动之火烧一下潘汉年。延安方面却指定潘参加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七大”，潘到达延安后，毛亲自斟酒为潘汉年洗尘。2月23日，毛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饶：（一）汉年三九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伎，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们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以致中敌人奸计。”
由此电我们知道，潘汉年的一切举动都是经过延安批准的。我们还看到，“完全是造谣诬蔑”的事情原来都是事实，我们也知道潘汉年当年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而且，毛亲切地称呼潘为“红色小开”亦有另一层原因：毛许多至今还被那些拥趸们夸耀为“料事如神”或“英明预见”的文字，其实不过是依据潘汉年从日本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写的。例如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毛无法判断并为此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得了潘发来日本不会攻苏联的情报后，立即“英明预见”了一次；又例如德国将进攻苏联，也是潘发回的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那篇《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则完全依据潘的情报写成。很显然，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系统在日伪占领区如鱼得水般安全自由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报来的日本方面态度的情报，对于毛向敌后发展大有可为的决策帮助极大。
例如，1940年10月上旬，陈毅、粟裕部在黄克诚部配合下，于黄桥全歼国军李守维部。日军驻泰兴部队开赴主战场附近15里处待命观战，却丝毫没影响陈粟歼李的决心。及至国军大势已去败局笃定，日军撤回泰兴。鉴此，毛高兴时夸赞潘汉年是有理由的。如今定论的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称其未向毛汇报，导致毛大怒，一巴掌就将潘至于死地。至于详实的真实，如今只能看见一点点漂浮于水面的冰角，至于潘在那几年里还有多少经历？不得而知。电报中“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又有多少故事呢？也不得而知。《毛全集》看来是出不得的，潘汉年狱中写的交待材料，那就更出不得了，或许，他平反时就已经烧掉了，为了彻底。
（本帖史料主要来自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柯兴著《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其余资料恕不一一开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