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林雅丽编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6月17日（周四）发表了一篇中国劳工通讯创始人、中国劳工权益倡导者韩东方（音译，Han Dongfang）的评论文章：
经历了30年的改革，中国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但现在，一条条裂缝开始出现了。
曾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工人们，终于对自己被当作机器齿轮一样的待遇感到厌倦，他们每天要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换取寒酸的薪水。现在他们终于喊：受够了！工人罢工抗议席卷全国，来争取不仅仅是基本的法律权利，而是更好的生活条件，改善工作环境，和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明天。
工人罢工抗议在中国不是新鲜事。在珠江三角洲，每年会发生近1万起劳资纠纷。2008年春天，一个当地工会的高层官员形容工人罢工“自然得就像夫妻吵架一样”。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罢工密集性阶段，政府没能给这些工人最基本的申述渠道，他们的工资很低，却没有正式的渠道去申述他们的委屈和需求，这些外来工还被排除在城市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体系之外。
尽管中国政府于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法，绝大多数工厂业主却把这个法定最低工资作为生产线工人的基本工资。
如果这个法定最低工资能够生存的话，当然不成问题。中国最贵的三座城市-上海、广州和深圳，刚刚把最低工资上调到每月1100元人民币（160美元），但这还是不够生存。一位深圳富士康员工对当地一位记者表示，“我每月还能挣500元人民币加班费，但刨去房租、饭钱和买衣服的钱，我分文不剩。”
许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每月加班超过60小时才能过活，也就是说，他们每天要象机器一样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令人麻木的、非人性的工作。
但是在没有正式渠道申述的情况下，工人们又能做什么来改变现状呢？工厂的工会，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管理方的“主持人”，在劳资纠纷中绝对不会站在工人这一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举行罢工和抗议，希望当地政府能介入，帮助他们。
一些富士康的年轻工人感到孤独无助，他们看不到希望，结果走向自杀。很多本田的工人则自发地要求自组工会。
几十年来，市政府一直向位于市区以外的公司抽税，而被抽税后的外来工却得不到任何的回报。他们被排除在住房、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之外，他们的孩子不能上当地的学校。直到最近，他们甚至在离城返乡时，不能将公司给的社保兑换成现金。
一些城市的政府对外来工做过一点让步，但绝大多数只允许那些高收入、有稳定工作的人送子女就地上学，和享受医疗。真正需要帮助的外来工仍然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外。
如今，是该这些市政府偿还外来工的时候了。当地政府应该给外来工修建经济住宅，并毫无疑问地给与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当地社会服务保障权利。
最终，“外来工”的字眼应该完全抹去。工人就是工人，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礼遇，至少能的到一份体面一点的工作，一个公平的薪水。
（译文略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