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七十一
姥爷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九零三年，和我奶奶同龄。也像我爷爷一样，从未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只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同胞弟兄三人，他最小，如果以同辈弟兄大排行，他列第六。因此我父亲从小就叫他六舅，侄儿侄女们也多以六大爷或六叔称呼他。
十九岁那年和老娘结婚，第二年生下我的母亲。姥爷秉承了中国农民勤劳纯朴的传统品格，一门心思用在种田上，日子过得也还平平，属于中不溜儿，基本不愁吃穿。他从没有像我爷爷那样急切地做过发财梦，有吃有穿便感到心满意足，并不想怎样再去努力。他身上有一种懦弱的因素在作怪，祖上留下的房子够住，地够种，便不想其他。他为人谦和，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从不和任何人争吵，更不要说勾心斗角了。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们，据说从未动过手。正是这种善于忍让的性格，和姥娘相处得比较融洽。表面看来，好像是那种怕老婆的角色，其实是他自己主意不多，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姥娘做主。
我的姥娘出生在邻村一个普通农家，生下她没几年，父亲去世，母亲无力维持，便改嫁他人，将她一起带去。几年后，其母又逝，姥娘随继父生活，幸好其继父为人不错，并未受罪。但过早地失去双亲，总会影响到她的成长，她为人沉默寡言，没用的话一句不说，也就是这种孤僻的性格造就了她很有心计。
当然，她从不把心计用在谋算他人身上，而是用在经营自家的小日子方面。民国年间，雁门关外几个县城，官方允许种大烟，姥娘硬要姥爷利用河湾水地多种些，因此那些年的收入颇丰，每年都有一定的积蓄，手里有了钱，她又鼓励姥爷买了牛和车。加之民国初年，雁北一带相对安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姥爷家的日子逐年兴旺起来。我的母亲也渐渐长大，针线、做饭，样样都在姥娘的严格要求下做得不错，同时常常到地里帮助姥爷干活，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大姥爷、二姥爷两家，日子过得每况日下，有时竟到了断炊的地步。少年时，每逢和姥娘谈起这些事，她很得意自豪，认为主要原因是她对姥爷管得紧。那时不少人染上烟瘾，最后弄到倾家荡产。大姥爷、二姥爷、三舅爷都是这样。只有姥爷，虽然也间或和弟兄们或同龄人聚在一起抽几口，但始终未能成瘾。姥娘严密地监视着，每有过分的行为，必定加以严厉的谴责、制止，终使这个家庭从种大烟方面获得高于种庄稼的利润而未受其害。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日本鬼子打进来，在县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城底下村庄里的农民害怕得很，赶着牲口逃到山里，局势平定下来方才返回，家里早已不成样子，丢失了大量东西，也不知是什么人拿走的。其后几年，母亲出嫁，舅舅渐渐长大。我有两个舅舅，按照姥爷弟兄三人排行，两个舅舅应该排列为老二和老三，但我不喜欢叫二舅，总爱叫大舅，于是习惯使然，就叫成大舅和三舅。大舅自小不爱上学，喜欢摆弄牲口，十三四岁开始耕地、播种、赶车，无论学什么，一学就会，而且干得特好。他为人精细，又有耐心，很早便成为庄稼地里的把式，和姥爷一起摽上劲儿，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姥爷所住的村子叫南磨村。据传，早年间，村北的那条无名河上有一座水磨，这村很小，只有二百多口人，因在磨坊南面，便获此名。姥爷所住的院子却很大，位于村子的西南角，四面无靠，墙外就是庄稼地。原来有五间西窑，三间未瓦瓦的正房，在我小时候，西窑只剩得两间完好，其余三间早已塌毁，断壁残垣依稀可见。听说，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冬天，一个寒冷而又漆黑的夜里，有六七个大汉，蒙着面闯进家里，将姥爷和大舅捆起，用火枪逼着要钱，同时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所有的大烟，能找到的银元都被掠去，装走七八口袋粮食，连同一些衣服、被褥，拉走满满一大车。经过这次匪徒的洗劫，自然造成不小的损失，幸而姥娘早有防备，她攒下的银元和大烟，有的埋在地下，方才使日后的光景得以延续下去。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土改后的那几年，每年我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
一九四九年春，太原战事结束，三舅当兵归来，旋即成婚，姥爷又买下一匹马，原来的母牛也下了犊子，二岁时长的比母牛还高，三头牲口一起放，姥爷忙不过来，我成了主要帮手。大舅结婚七八年没有生育，那时我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因此，姥爷姥娘特别疼我，舅舅和妗子同样把我当做他们的孩子。加之我天性勤快，总是帮他们干这干那，自然成了这个家庭的骄子。父亲去世后，他们怕我上学半途而废，极力资助，使我度过饥饿的年月，终于挨到毕业。当我倒霉归来，全家人谁也没有埋怨过，鼓励我和母亲一起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现在，全家面临断炊，又是他们拿自己剩下来的口粮帮助我们。我知道姥娘家所以能有一定的积蓄，都是前几年允许开垦小块地时，大舅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在河滩上开垦的结果。再加上姥娘的精打细算，即使在最困难的六一年前后，姥娘家的大人小孩也未被饿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个村也曾响应号召，声称取消小块地，但其后并未怎样认真执行，有的人仍然种着，社员们普遍比我们村强出许多。这些，就是他们能够接济我的物质基础。
七十二
秋天，地里的庄稼刚刚收割完毕，除少数上年纪的男人和部分中老年妇女留在场面上，其余劳力又都投入到旷日持久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说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十几年来，每年冬天都要搞，而且是大搞，上级一号召，下面马上响应，多是倾巢出动。不管筑坝、修路、开渠，一切都是原始式的劳动，肩挑、手推，与先辈们的做法毫无二致，一哄而上。人海战术，是它的基本特点。
至于工程是否合理，真正有无作用，或者能否建成，从没有人过问。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反正谁也不得消闲在家。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各家都停止了地里的劳作，老汉们晒太阳、闲聊，年轻人则凑在一起，吹拉弹唱，热闹一番，每到晚间，总喜欢打拼伙，宰猪杀羊，隔三差五地大吃一顿。农业生产的特点充分体现在有忙有闲上，自古以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忙时全家出动，闲时全家轻松。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虽然讲的是治国，其实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成年累月地把弦绷得紧紧的，有事没事把人们驱赶到地里去做无用功，实在有违自然规律。我们村除了两次修大坝，就是不断地修路、挖渠，这年秋冬仍不例外。道路改来改去，总是土路，一样的下雨时泥泞难走，所变的只是道路与道路呈垂直状态，过去一些斜着的近便的小路被堵死，所以这样做，只为了上级检查时好看而已，并无实质性的效果。农田基本建设差不多成了官样文章，做给上面看的成分远远大于它的实际作用。
我接受的任务依然是打地框，这营生一般可以单干，按土方记工分，不用人管，倒蛮自在的。自回村后，大多数秋末冬初，都干这样的活儿。打地框，无须多言，纯粹是为了灌溉，洪水顺渠道下来，进入地里不至于乱跑或从低处流走。但水在哪里呢？至今，村南打了不少地框，也修复了前些年挖好的渠道，所差的只是水坝。没有水坝，水从哪里来呀？只好寄希望于未来。十年前，发动全县人民开掘的前进大渠，曾是县里头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而今安在哉？人们分段挖下的渠道，冷落地躺在那里，长满了荒草，未曾发挥过一点作用。
退一步言，即使把这些渠道都连接起来，大坝又在何方？十年了，农民们在冬天里难有消闲的日子，他们像羊群一样被赶到野外，瑟缩在寒风中，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却不见一点成效。他们把劳力用在一些盲目的工程上，正像人们年年栽树年年不见树林一样，形式主义主宰者人们的一切行动，大家明知劳而无功，各级干部为了响应号召，又不得不这样做。至于什么劳民呀，伤财呀，谁都知道，那是犯忌的话，不说为妙。
严冬到来的时候，地里的活儿刚一停下，新的任务又降临了。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传达到每个人的耳里。依旧是男女老少齐动员，在整个村庄的下面，大家象老鼠一样，开始了纵横交错的打洞。我等“四类分子”只管吊土，谁也不准下到底下去看，怕的是敌人来时给引路，彷佛我们生来就是卖国贼似的。
这年冬天，个人时间几乎被剥夺殆尽，每天吊土到深夜。打洞的工作抓得很紧，好像敌人马上就要打过来，气氛甚为紧张。我常常在想，假使有一天敌人真的打了过来，我们这些“阶级敌人”还有活头吗？天天辛辛苦苦地吊土，简直是在自掘坟墓！谢天谢地，局势总算平静，俄国人没有打来，我等还可以苟活在这苦难的人世上。
深挖洞进行了一个冬天，春节也只允许放一天假，初二接着再干。这是我回村后的第六个春节，与平日毫无区别，革命的结果，带给人们的竟是这般萧条，每个人都麻木地活着，根本没有一点过节的气氛！据说，这叫做革命化的春节。
七十三
三月下旬，正是那种乍暖还寒时节，我和黄裕明在张家大院里出茅厕，队长前来叮嘱：“这茅厕大，里面有三十多车粪，你俩迟回会儿家，务必在今天干完，明天咱们就要种小麦了”。掏茅厕的工作又将结束，自我回村后，已经轮回了六次，队长曾经说过，要是没有我和黄裕明，这活儿简直派不出去，好像我俩是科班出身。早上刚出工，黄裕明就说：“咱队的茅厕是最后一个了，其他队都已开始种小麦，唯独咱队未动，还不是等着咱俩去抓粪”。“谁叫咱俩是‘四类分子’呢，凡与粪有关的活儿，每年都归咱俩，大概是臭气相投的缘故吧”。话音刚落，队长就来了，果不其然。接着，我俩就大干起来，整个上午只抽过一次烟，未敢休息，俩人都累得满头大汗。平心而论，小队对我们还算不错，因为它是管生产的最基本单位，队长常有派不出去的活儿，便找我俩。例如去年冬天，刚刚下过六寸厚的大雪，正好队里的母猪发青，队长派我们到二十几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去配猪，大路小路都被雪覆盖，母猪不听驱赶，明知十分艰难，也得接受。我们深知自己的身份，从来没有推诿过，在队长眼里，我和黄裕明是最驯服的工具，也自然成了他的得力干将。因此，每逢我们家里有事，向队长借个小平车什么的，他也总是爽快答应。五年来，一直在第四小队，和队长的关系还算可以，至于对我们的监督呀，批斗呀，他一向不予过问。正由于这样，凡他吩咐的事，哪怕是延长工作时间，也要尽力完成。这一上午，是近日来最费力最忙碌的一次劳作，俩人相约，天黑前一定将这个茅厕掏完。
刚吃过中午饭，突然感到很疲倦，拉过枕头躺下，随即睡去。未等母亲叫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吵杂声弄醒，一睁眼，已经有人紧紧抓住我的右胳膊，厉声喝道： “起来，快起来”！我坐起来，用左手刚一揉眼，左胳膊也被紧紧抓住，从窗户向外望去，院子里站满了人，正待发问出了什么事，已被几个人连推带搡弄到院里，抬头一看，窑顶上，院墙上也有人，甚至还拿着枪。公社借调干部、著名打手唐日新提着一根麻绳走过来，将我五花大绑，这才发现，来人中有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其他人都不认识。就在捆我的时候，母亲跌跌撞撞从屋里冲出，她问道：“你们为啥捆他”？“他自己知道”，不知是谁没好气地回答了一句，母亲急忙向我身边走来，被唐日新猛推一把，顺势倒在墙根，放声大哭，三弟、二妹都被吓得哭了起来，二弟站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不知如何是好。随即，我被这帮人押着向县城走去，后面有两个士兵跟着，肩上都挎着枪。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莫不是被捕了？走出村口，真想回过头再看一眼这生我养我的故土，怎奈脖子被两只有力的手卡着转动不得，他们一个劲地催我快走，并不时喝斥着。
第九章 鬼门关前话生死
七十四
一路上，不停地在想，这次为什么要抓我？又犯了什么事？自回村以来，一直遵纪守法，出门请假，回来销假，队里派给的工作，从未有过推三阻四的行为，更谈不上拈轻怕重。深知自己已经落到生活的最底层，成为奴隶中的賎奴，任人摆布是必然的结果，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更是唯一的选择。五年来，默默地承受着羞辱、批斗、毒打、饥饿的折磨，从不敢公开表示过一丁点不满，按理说也算是合格的被管制者了。至于思想认识，内心深处的诸多想法，尽管与这个时代大力提倡的时髦理论大相径庭，格格不入，但那毕竟是深心里的一些看法，又没有公开表示出来，难道连思想也要没收不成？诚然，这是一个不允许有个人思想的专制时代，可我的想法，别人只能推测，并不能直接摸得着呀。回村以后，情绪稳定下来后，在六八年的冬天，曾写过一些东西，也只有二弟知道，连母亲也不晓得，可以肯定，外人谁也不会知晓。头年冬天，盛传中国要和苏联开仗，已经号召有闲房子和窑洞的农户先腾出来，供一线撤下来的人员暂住，我们的挖洞工作每夜都要加班到十二点左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暂时停止了写作。过去写下的东西，由二弟陆续送到姥娘家里，姥娘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何用处，只要我求她的事，总是尽力办好。想着这一切，可以肯定，家里除了那些书籍之外，没有任何我写的文字可以被人抓着，于是渐渐坦然了，只觉得绳子捆得紧了一些，手和臂先是酸麻，后来几乎没有了感觉。
进城后，并未将我押入原先的公安局，而是到了邮电局的后院，随即被关进一间南房里。这是一间空闲已久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什物，地上满是尘土。我进来后，他们锁上门，派两个士兵看着。士兵各自背一支步枪，开始时一直守候在门口，时间一长，轮流着在院里转悠起来，间或两人凑在一起说几句话，也时不时从窗户上向里张望几眼。这时，我又想，是不是姥娘家出了啥事，写的东西被逮着，开始紧张起来，要是那样，会牵连到他们一家，那可糟糕到了极点，不管有多大的事情，一人顶着，千万别扯上我的亲人，那样的话，即使我死掉，灵魂也不会有一刻的安宁。不久，一个看上去很嫩稚的士兵走到窗前，我马上靠到窗户边问他：“请问，你们为什么抓我”？那士兵摇了摇头走开了。这时，我又想，姥娘家肯定不会出什么事，他们一向安分守己，成分也是上中农，紧张的心又松弛下来。况且，我写得那些东西，只是个人的经历，并未涉及政局，即使逮着，大不过批斗一番，也够不上逮捕。就在这时，忽然想到了陶福成，该不会是受到此人的牵连吧。他和我来往过一段时间，甚至还领着他的一位堂兄陶继舜来见过我，我们之间，对于时局，对于“文化大革命”，曾有过诸多相同的看法，我们同样憎恶眼前的世道，同样都是被压在最底层的人。所不同的，我是逆来顺受，默默地等待着时局的变化，等待着灾星的陨落，而他们却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不甘心任人宰割。有一次，他们两兄弟来找我，说是准备搞一台简易印刷机，求我帮他们写一些揭露时弊的文章，他们想做那种“唤起民众”的工作，我当时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明确告诉他们，不想做哪些无谓的牺牲，我必须为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考虑，宁可苟活着，也不打算干那些以卵击石的危险事……想到这里，忽然意识到二陶可能出事。如果他们出事，一旦牵连到我，那可真陷入无法说清的境地。况且，我还有所谓前科，虽然那是极其冤枉地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有谁能相信我的冤屈呢？人家相信的只是那张判决书。再说啦，这些年的“阶级斗争”，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宁可错杀错判几千几万，绝不肯轻易放过一个，早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于是又开始担心起来，独自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晚上十点以后，院里进来七八个人，打开锁将我押出。走在街市上，路旁几乎无人，不一会到了原来公安局的院里，据说这里已不叫公安局，改成了“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我被押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光线暗淡，桌子后面一个人用手指着，让我站在屋子中间，随即开始问我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等，并在一张表上不停地写着。登记结束后，那人直视着我，看了有十几秒钟，然后问道：“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不知道”。我用简单的三个字作答。“不知道？说得倒轻松，我告诉你，你犯得是现行反革命罪，要把态度放老实点，否则就是故意顽抗，死路一条”！“我没有”！又是三个字的简短回答。那人冷笑一声，不再多说，向门外喊了一声，进来两个人给我松绑，随即押着我穿过一条走廊，到了一扇铁大门旁，其中一人掏出钥匙，将大门打开，领我进到一所院子里。正面有三间老式的木结构房子，他们又将当中一间的锁子打开，要我把鞋脱在外面，并从腰里抽去裤带，进屋后指着炕角一处空位，要我上去，然后把门锁上走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看守所，意识到自己从此住进了监狱。
七十五
早晨，随着一声尖锐的哨声，屋子里的人都迅速起来，大家各自把铺盖叠好，坐在原处等待着轮流放风。晚上进来时，估计在十一点半左右，同室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早已熟睡，只有靠近我一位四十六七岁模样的人醒着，看我什么行李也未带，从身子下面取出一条毯子给我，要我对付一夜，并告诉我：“明天家里就会送行李进来”。在我俩说话的当儿，对面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从被子里伸出头看了一眼，此人眼睛又红又大，神色怪吓人的，手腕上戴着一付铮亮的铁铐，随即又睡去。我也没有作声，蜷缩在角落里，两手不住搓揉着。被捆了十几个小时，手臂肿得老高，足有原来的两倍厚。企望通过搓揉，渐渐能够消肿。早晨起来，虽比夜里有所减轻，仍然肿着，还在不停地搓着。这时，大家开始问我，无非是姓甚名谁，哪个村里的人，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等等，我一一作答，只是吃不准自己究竟因为什么事情来到此处。不久，轮到我们放风。所谓放风，过去从小说里看到过，我一直理解为是让被关押者到院里透透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兴许有半点二十分钟吧。没成想，我们的放风，只是共同抬着供夜里小便的那个小瓮，到厕所里把尿倒掉，然后各自解罢手就匆匆回来，并未做任何活动。回来后，端正地坐在自家的铺位上。虽是三月下旬，雁门关外的早晚仍然很冷。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其它号房正在轮流放风。轮到第六号房时，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穿一身早已退色的蓝衣服，头戴黄色帽子，一眼认出是陶福成，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觉得情况不妙，果然被牵扯进他们之中去了，这一来麻烦可就大了。当年在北票电厂时，从未写过什么与当局政策相左的文章，公安局硬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地曲解我的日记和习作，强行打成“现行反革命”，如今和一些对当局极其不满的激进分子扯在一起，弄不好定个“反革命集团”罪，后果将不堪设想，尤其是一个所谓有前科的人，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想再回到母亲身边，怕是永远不可能的了。进来前，曾听人们说，马上就要开展 “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打的是谁，“三反”，反的又是什么，当时并未详细打听过，但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被抓进来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弄不好还有丢掉性命的可能。
早饭开了，两个年轻人去领饭，一人端着一个小笸箩，里面是碗筷和一小碗咸菜，另一人提回半小桶稀饭，每人两碗。家里送来炒面的人，可以拌在稀饭里。据大伙介绍，看守所按市民标准供应，每天九两，没有什么副食，一日三顿都是咸菜，大家饿得厉害。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外面的人都填不饱肚子，何况是犯人！我们所处的本就是一个饥饿的时代嘛！饭后，趁着送碗筷之机从厨房对回了火，一个对一个，共同抽起烟来。一个叫王畅的二十多岁的青年，送给我一支自卷的土烟，我也抽了起来。听说这都是他们出去劳动时，来回路上捡的烟头，回来后剥开凑到一起，又重新卷制而成的烟，烟油子味十分浓重，尼古丁的含量肯定加倍的高，人们谁也不管这些。八点钟，武装队的队长走了进来，站在当院喊了声“参加劳动的人集合”！于是，这个号房里的人，除我和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外，全都走了出去。
劳动的人走后，我跳下地，仔细打量着这座院落。除了三间正房，还有四间东房，五间西房，东南角是厨房，房子的门和窗户是新式的，房子是新盖的还是以前的旧房，一时很难判断。因为正房只看窗户，也是新式的，还上了钢筋，但从里面的天花板看，显然属于旧日有钱人住过的宅子，这是一座经过改造的院落。一溜南房，只有少数几个窗户对着院子，钢筋密度更大些，听赵二老汉说那是武装队的食堂，门开在前院里。东北角落处是厕所，西北角上是夜里进来时经过的大铁门。
“上炕来吧，小心脚底着凉”，五十多岁的老人关心地喊我。回到炕上，他劈口问道：“你和陶福成是一伙吧”？我诧异地看着他，并没有马上作答，正奇怪他是怎样知道我认识陶福成，这时，他又说开了：“我姓赵，人们称我赵二，五年前因为神经病发作，杀死老婆，被抓了进来。我是张蔡庄人，和陶福成一个院里住着，放风时看见了他，正好你也是夜里进来的。头天听劳动的人回来说，抓着一个反革命集团，陶福成那娃有文化，怕是给搅和进去了。早上听你说是前村人，陶福成是你们村的外甥，你和他属一伙吧”？“可能吧”，我含糊其辞地答道，自己也很难说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接着，赵二老汉对我说，他进来前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过的，说起孩子，马上动了真情，眼圈发红，又显出那种怕人的样子。我安慰了他几句，此后便不再作声。整个看守所的院子里静极了，听不到一点声音。呆呆地坐在炕上，于百无聊赖之际，两手继续互相搓揉，手臂已有一半消肿。三月下旬，烤火期刚刚结束，屋里有点荫人，时时感到寒气袭人，身子很不舒服。过去的许多事情走马灯般地在眼前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