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9年六四运动中，中共内部变革派和保守派发生冲撞，面对汹涌的民权运动，各种政治人物原形毕露。赵紫阳做为总书记，他要走一条宪政道路，邓小平、李鹏等则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一） 六四运动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根据赵紫阳在软禁中的录音写成的《改革历程》（香港2009年出版），叙说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过程，其中对1989年六四运动的描述，更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赵紫阳在被软禁之前，担任过七年国务院总理和两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照理说他曾是党内的“一号”，但实际的“一号”却是邓小平。赵紫阳的完整录音就如同他的自传，不但记录了重大的事件，也有他的心声。看了这本书。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时高层人物的表现，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等实际上是要走一条宪政的道路。另一些人如邓小平、李先念、李鹏等，他们要走的是反自由、反民权、反宪政的专政道路。
（二） 六四运动的过程和两派的争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两派之间发生争论。一派以邓小平为主，他们认为胡反自由化不力，撤去其总书记职位是正确的，不要进行隆重的悼念；另一派以充满正义感、追求公正的大学生为主体，他们集会悼念胡耀邦，悼念爱护学生的总书记。党内发生分歧，在邓小平的默许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二六社论，把悼念胡耀邦的示威游行说成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于是众多大学生和社会人士走上街头、走向广场，表示抗议，要求更改社论的定性，要求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
党内发生分歧，赵紫阳等人支持民权运动，主张修改社论；李鹏则说，改了社论就会伤害邓小平，不但不改还要戒严、调军队进京。紧急关头，赵紫阳说出了硬话：“无论如何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反对戒严，而且拒绝出席和主持宣布戒严的大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等职务，他宁愿丢官也不愿镇压学生。
公民游行、示威权利是公民的表达权，推行宪政必须维护民权，赵紫阳做到了这一点，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三）赵紫阳主张发挥人大作用，实质是削弱一党专政
1949年中国建立了一党专政，重大问题由中共中央决定，到1989年，已经有40年的历史。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该如何处置？赵紫阳反复强调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主张把学运问题，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按现行中国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找全国人大做决断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举措；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很多人都同意或支持万里的观点。不久万里去加拿大访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爱国的。
六四之前，赵紫阳看到党内已经很难解决关于学生运动的争论，他把目光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他说：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有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六四之前赵紫阳准备将学运问题，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这说明了他打算摆脱中共中央，把最高权力转给全国人大，走上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如果他的尝试成功，将会削弱甚至改变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这在当时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试探。尽管由于邓小平、李鹏的阻挠，人大会没开成，赵紫阳要走宪政道路的意向却是十分明显的。
（四）赵紫阳1989年主张制定新闻法
走宪政道路必须为民意表达、交流敞开大门 ，要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利。赵紫阳说：“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定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该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当时主持宣传工作的常委是胡启立，他得到赵紫阳的支持，在他的主持下，六四前中国的媒体出现了一段新闻自由的小阳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刊载了民主人士的议论，广播电视也对学生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形成全国人人关心、人人议论的局面。
大学里更是热闹，在山东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大字报贴满了墙，美国之音的广播打字稿贴在墙上，学生举着大旗上街游行，学生、教师共同举行大型报告会。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有一个主张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和他手下的一帮人。六四前全国形成浩大的民权运动，很多城市百万人上街，这也是赵紫阳倡导新闻自由、民主法制的结果。
二十一年前，赵紫阳主张制定新闻法，时至今日在国内甚至议论一下新闻法的空间都没有了。
（五）赵紫阳的宪政道路与邓小平专政道路
通过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89六四之前，中共高层存在这两派完全不同的主张。
赵紫阳反复强调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还说：“当时我总的想法实际上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
邓小平、李先念、李鹏等坚决主张镇压民权运动，他们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开常委会，而是聚集几位老人在邓的家中做最高决策，几个老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
邓小平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
李先念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这明显地表达了两条道路地分歧，赵紫阳要走西方的宪政道路，邓小平等则要走苏联地专政道路
六四事过21年，要求平反六四、还政于民、推行宪政的声音不绝于海内外，邓小平等人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六四运动，其罪责难逃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