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位院长，因为方音较重，每次在作报告或发言，讲到“人民法院”一词时，总是发音成“人民发软”，不少法官当做笑料模仿这个发音，说：我们这里是“人民发软”。
当人民不发软时，法官悲剧了：
近年来，法官被刺事件频传：2009年10月14日，贵州遵义市中级法院，一名持刀者杀死一名法警，两名保安和一名女工受伤，凶手至今未有消息；2006年 4月5日，四川广元残疾人士夏玉开在中级法院引爆炸药，与一名法官同归于尽；2006年1月6日，甘肃民乐县钱文昭，因儿子冤死法院判决不公，身绑炸药闯入县法院，导致5死22伤；2005年永州市某村民黄运财因不满法院对其儿子工伤的判决，自制“礼品炸弹”寄给法院，一人炸死二人伤残。
2010 年6月1日上午，湖南永州零陵区邮政分局保安队长朱军，持枪进入零陵区法院，枪击法官，造成三死三伤。随后，朱军饮弹自尽。据报导，今年46岁的朱军，三年前离异。因涉及财产分割，曾跟前妻闹上法庭。朱军认为法院对财产判决不公，由此产生怨恨。但是，此次报复杀人，朱军并未专找办他案件的法官下手。一般而论，夫妻离婚财产分割不公并不是什么一定要杀人的深仇大恨，而朱军也没有专门去枪击那个办案法官,而是进入法院滥杀。由此看来，朱军耿耿于怀的最主要还是司法不公。
当局虽然口口声声说“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实际上党在法院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法院院长必须同时兼任法院的党组书记，法院受上级或同级党的政法委的领导，并受制于同级党委组织部的人员调配、同级政府的财政控制。于是，法院就成了党的司法御用工具，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法院必须俯伏在党委、政法委、政府的膝下，乖乖地行使司法权来“保一方平安”。
当然，在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党也赐予各级法官高度腐败的权力，大的如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小的到法院执行庭的一个书记员，都在自己拥有的审判权、执行权中尝到了高度腐败的甜头。十几年前的民间顺口溜就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除了吃请受贿之外，法官们或者串通或者单干，以暗箱操作等专业的“司法”手段，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违法执行、解封转移、占有侵吞，巧取豪夺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等公私财产。哪个法官要是一年没弄到十万以上的灰色收入，如果不是异类那就是太无能力。
至于法官们买官卖官、腐化堕落、包养情妇帅哥之类，那就自不必说了：在一个副省级城市，某法院的女院长，为争取一个经济繁荣地区的院长位子花了二百多万，而且颇为好色，被她看上的男下属，没有放过的；另一个法院的男法官，在法院内部被称为“男的不漏，女的不落”，意思是说，如果当事人是男的一个不漏都得送钱，如果是女的一个不落都得献身。
中国法院的各级法官们，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同各级政府一样漠视民众的利益，一个案件只要有一点权势或金钱的背景就没有任何公平公正可言，所以中国的法院官官相护、贿赂盛行，冤假错案数量飞速发展，成为制造社会不公的最大热点。近几年来，人们可以看到北京的最高法院成了全国民众上访的最集中之处。
法官们在尽情地敛财和享乐的时侯，忘记了一位法律界始祖的忠告：在所有的不公中，司法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任何部门、任何人对于自己侵害了的人都可以说“爱去哪告去哪告”，唯有法院没有了下家，因为法院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溃决时，法院被民众认为是最不讲理、最黑暗的地方。于是在有冤无处诉的绝望之中，弱势群体被迫铤而走险、以暴制暴，近年发生的枪杀、刀砍、爆炸法院人员作为报复社会的手段，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叫好声，足以说明司法腐败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焦点。
法院没有监督部门吗？有！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反贪局，还有人大。但是当大家都一齐腐败时，惺惺相惜，谁监督谁呢？说到底，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制度问题。在一个一党专制独裁的体制内，党的权力大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又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能不腐败吗？
当法官的心中把利益看得高于法律时，也就是自己在侮辱法律。“法律这东西可真好啊，想怎么玩他们就怎么玩他们！”这是笔者亲耳听到过一位年轻法官酒后吐出的真言。法官“玩他们”的结果如何呢？玩火者必自焚！现在，火就玩到自己的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