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国共两党的内部磨擦看清楚啊，不是“联共”，而是“容共”！所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至此全面破产！）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 （注：这已经说得太明白了！所以，日后的内战都是为此而起，并且由中共主动发起来完成其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557页。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62、75页。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页。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约有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等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汇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 779、785页。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pp?864—866?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 ”，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第300—301页。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
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注：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进而分化瓦解，原来又是苏联教给中共的）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页。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展开的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属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万卢布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 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48－209页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爆发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130－2133页。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沈志华主编 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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