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门、罢工潮…中国劳资矛盾浮出水面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因在劳动现场接连发生自杀事件和罢工情况，陷入窘境。有分析认为，随着过去30年来带动经济高度增长的“中国式生产体系”暴露出局限性，开始出现劳动者有组织的抵抗运动。
率先出现异常的是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鸿海集团旗下的深圳富士康公司。深圳富士康拥有42万名员工，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自今年1月23日的第一起自杀事件起，4个月来该公司已有 13人企图跳楼自杀（12人跳楼），11人死亡。
5月7日，在拥有5500多名中国员工的江苏省尼康相机生产厂，数百名员工连日举行示威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员工主张，50多名工人出现集体中毒现象，这可能是化学药品引发的后果。
另外，5月17日起，在日本本田汽车佛山工厂，1900多名员工全面罢工，要求上调工资。
尤其是在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接连访问深圳富士康工厂（26日至27日），并宣布将富士康员工工资上调20%（28日）后，“罢工潮”迅速遍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重庆和首都北京以及云南省等20多个生产现场。
其中包括向北京现代汽车供应保险杠和钢板的Sungwoo Hitech工厂员工。该工厂员工要求将工资上调30%，从5月28日开始罢工，最终就“上调15%”达成协议，于30日复工。
中国问题专家王向伟在5月31日的《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富士康、本田等一流外企发生的自杀与罢工现象，预示着过去一直存在的劳资问题浮出水面。
香港《苹果日报》31日指出，最近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和罢工事件，这可能成为 1989年学运后另一场严重的社会问题。该报指出，该报评价称，自杀和发起罢工的农民工大都是年轻一代，他们通过网络联系，发起了有组织的反抗运动。
他们出生于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1979年以后，在家人的万千宠爱下成长起来，但在顶级外资企业和五星级酒店等光鲜的职场上遭遇了没有人性的劳动环境、低工资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他们为此团结在了一起。由此可见，类似罢工今后可能会日益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