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讲授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课毕，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育人和著书。但是无论是和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钱穆学术思想评传》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汪学群说。
从1911年18岁任教于无锡三兼小学开始，从小学教员到中学教员再到大学教授，钱穆一生中在讲台上度过了75年。
曾经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朱海涛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的先生，以高中还未毕业的学历登上北大讲坛，但却是全校最“叫座”的老师之一。每逢他讲课，即便是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二院大礼堂，也是人满为患。
也就是在这个讲坛上，他陆续告诉学生们，“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样的思想和理念，几乎与“五四”之后力倡全面西化的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站在北大讲坛上讲论这番言论的这名高中肄业生显得很孤独。
钱穆一再坚持认为，本民族的文化从来不存在的原罪的问题，而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也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于1949年南下香港就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旋即改建新亚书院，在这个文化孤岛上，他汇集了一批有志儒学之士。也正是在这里，他不断地著书、写作，声誉日隆，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他给人们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扬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汪学群说。
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于是，每周末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讲课几成定例，数十年不曾改变。1986年6月9日，钱穆的最后一课从下午开始，他以自己独特的无锡官话阐述着数十年来一直讲述的道理。“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钱穆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载体，丧失文化的民族也就失去了民族的生存的根基．所以当蒙古人征服了西夏王朝后，为了达到彻底征服的这个民族的目的，当时的窝阔台大汗下令销毁一切与西夏有关的文化，文化销毁的结果就是这个民族没有了根基，这样就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
只要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不中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希望就不会破灭！中华民族就不会亡国灭种！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被任何列强征服！犹太人尽管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２０００余年，但是这个不屈的民族是靠什么维系的？是它的源源流长的文化和宗教．在异国他乡能够扎根顽强地生存下来!
要知道,一个民族要征服一个民族,或要这个民族衰败最好的办法是摧毁其民族自信心,消灭其文化,最好是让其本国语言也消失,让其自认为是劣等民族,也就是说在文化上的征服,比枪炮厉害百倍!试想中国人都不懂本国文化,鄙视中国文化,只能匍匐在外国文化的脚下,还能立于民族之林吗?
钱穆孙中山认为传统中国人最平等最自由
钱穆先生跟鲁迅、胡适成为新文化鼎足而立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跟鲁迅、胡适对传统中国的看法截然对立，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孙中山先生一生至少25次提到中国人是“一片散沙”，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认为是缺乏民族主义和过分的自由。对于这一点，他是不厌其烦地分析：“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
钱穆，江苏无锡人。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职。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1967年在台湾定居。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论语新解》、《庄老通辨》、《朱子新学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数十种。
钱穆在学问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但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使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是上个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个主要形象，鲁迅、胡适、钱穆被后人称为“铁三角”，构成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柱梁。
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唯育人和著书两项。但无论是育人还是著书，他所有的核心都是在宣扬、传播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他一生中在讲坛上度过了75年，在92岁告别杏林的最后一堂课上，老人寄语后学：“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他一生给后人留下了80多部1700多万字的著作，涉及思想史、文化史、历史地理、中西文化比较等方方面面，但宣传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来没有变，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他始终坚持认为，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对其已往之历史无所了解，那么这个民族必然是无文化之民族，这样的民族最终是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一股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研究或评价中国历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从而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针对当时人们“率言革新”的现象，钱穆指出，“革新固当知旧”。“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劲敌也”。他提出，要认识“中国文化之优异之价值”，就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不须外求，“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这些无疑都是正确和深刻的，特别是他提出的“革新固当知旧”，只有“知旧”才能更好地“革新”，因而要加强对国民进行本民族历史教育的观点，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一文中钱穆指出：“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学，既可以“兼济天下”，又可以“独善其身”。人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也就是人所创造的物和人所经营的事，即易经上所讲的“开物成务”。没有的物质被创造出来，就是“开物”；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务”。但这些都是人生的外在表现，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天地间的手段，不能把这些当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人生在世，究竟怎样生、怎样做一个人？这就属于理想和目的方面，此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是人生的内在方面，中国人称之为“道”。这个“道”字，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文化。
由此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指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是偏重内倾方面，西方文化则偏重外倾方面。西方人看重人的外在表现，没有注意到人本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西方人讲到古代文化，必提到埃及金字塔，讲到现代文化，必提到太空人，这些的确都很伟大，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以十足地说明人类的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但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伟大的壮举于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人生理想终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即便把人送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而中国文化之内倾，注重的是人本身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这样的人就必然具有一人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钱穆用孟子书中所举出的三圣人为例：伊尹、伯夷和柳下惠。他说，人处社会，总不外三种态度，一是积极向上的，负责任的，领导奋斗的，如伊尹；一是什么都不管的，与世无争，只求一身干净的，如伯夷；一是既不一味向前，也不退避三舍，而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不失却自己的，如柳下惠。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圣人，而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被独尊为大圣，为百世师。钱穆说，人之处世，大体就这三条路，走此三条路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仁者。这三种人不一定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但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说人不应该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的；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外面表现上，倘使他没有表现，也仍会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那些无表现的人，若说他们有表现，则也只表现在他们内在的心情与德性上。”这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文化精神。
钱穆说，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懂得中国文化传统，则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再想做中国人了；或者他没有去美国，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了。好像做一个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无非是从外面条件做衡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正正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进步。若一个人能生活得每天有进步，岂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生吗？在当下、在此刻便可做一个完人，就可以完成此生的最高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到以后，等到升天国，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标准、最理想、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吗？
中国的这套日新其德的人生哲学，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而在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不论我们要做的大事或小事，乃至处在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这套哲学都不会给我们以妨碍，而只给我们以成功。纵使我们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且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钱穆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们这一套哲学，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但西方人的贡献，究竟是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成就，主要精神是向外的。正因为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遇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中国人注重向内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个人，可以不问外在环境和他所遭遇的社会条件，他都能无往而不自得。即便天下黑暗，光明不再，但还是一样有完人。就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华民族能维持到今天。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倡中国文化，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下功夫，各自努力学做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人。钱穆深信，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可以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救，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永远光耀天地。
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汤一介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反思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文化中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大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地发展。在这种意义上重温钱穆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论述，是否对我们有所启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1952）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
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
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
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
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
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
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
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
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清朝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
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
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
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
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
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
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
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
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
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
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