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信1979年应邀去美国进修，行将结束时爱上了美国姑娘伊莉莎白，并旋即结婚。此事在当时引发了一起外交纠纷，在布什副总统和邓小平主席的合力干预下，最终圆满解决。以下内容节录自世界著名舞蹈家李存信自传《舞遍全球：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
伊莉莎白的爱和“叛逃”风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我临回中国的前一天，在本和张卫强离开公寓之后，我给伊莉莎白和劳瑞夫妇打了电话。劳瑞夫妇和伊莉莎白马上开车过来，帮助我把行李装入他们的汽车。
回到劳瑞的公寓，我终于拿起了令人畏缩的电话。
“你好。”本在电话一头说。
“本，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直接说，“我结婚了，我先不回中国了。”
电话中没有声音。
好半天之后，他的声音过来了，“不，李，你不能。是谁？”
“伊莉莎白·麦凯。”我回答。
“伊莉莎白？你不能结婚！”他在电话中大喊，“你必须回中国。明天！”
“本，你听我说，我爱伊莉莎白，她是我的妻子。我有钱后，会带她回中国，但不是明天。”我说。
“李，我简直不相信这一切！你这样做会伤害许多人的前途，我将永远被中国拒绝入境！”
他的话撕裂我的心，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自己要承担伤害别人的责任，我知道本正和文化部商谈带领休斯顿芭蕾舞团去中国访问演出，由于我的事件，他的计划很可能破灭。但我也感觉已经被卷入一个旋涡，只有命运才能解决。我多么想去帮助本，但我做不到。
本缓和了他的语调，“啊，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中国人，属于中国，你不能留在这儿，你根本不了解伊莉莎白。”
“我爱伊莉莎白，我们结婚了，我们很幸福……”
“你们没有结婚，不要这么愚蠢！”他愤怒地打断我的话，“你们在哪儿结的婚？”
我觉得显然不适合继续讲下去，“本，我要走了。”
“李，你在哪里？”他焦急地问我。我没回答他，放下电话后，我将头埋在手中。
伊莉莎白和劳瑞夫妇关心地看着我，“他说了什么？”劳瑞问。
我尽量重复了本的每句话，大家都激动起来。可以肯定，我在休斯顿芭蕾舞团将不会有任何前途了。我的心碎了，好像等待被判决死刑的一刻，唯一可以宽慰我的，是伊莉莎白的爱情和劳瑞夫妇的友情。
电话铃响了，是本打来的。
“不，李不在这儿。”戴华斯回答。
“我和劳瑞讲话。”本在电话中说。
“她也不在。”戴华斯说完搁上电话。
又过了五分钟，突然有人敲门，是休斯顿芭蕾舞学院院长克莱尔·邓肯。
“你好，戴华斯。我可以和李讲一句话吗？”
“李不在这儿。”戴华斯说。
“真的吗？”克莱尔追问。
“我像个骗子吗？”戴华斯说。
克莱尔走了。又过五分钟，电话铃再次响起来。
“戴华斯，别耍花招了，我知道李就在你那儿。”本在电话中说，“克莱尔在你的汽车中看见了李的行李。”他停了一下，“她已将你汽车轮胎中的气放掉了。李的处境非常严重，我要立刻和他讲话。”
戴华斯不得已将电话给我。“啊！李，”本开始有呜咽声，“我完了，我失去了所有的！领事馆的张领事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是幕后策划者。你毁了一切！现在我将永远不能去中国了！”
“对不起，本，你想让我说什么呢？”我问道。
“我想让你说，这一切都是个误会，你会回中国去。如果你回去，一切都正常，我已和张领事谈了，如果你回去，你仍然会像英雄一样。而且，将来他们会允许你再回来的。”
“如果你想住在中国，你去吧。”我说。
“李，那么，最起码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就是给领事馆一个解释，告诉他们，我，本·斯蒂文森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好，我愿意。”
“那么，我打电话告诉张领事，你会去领事馆对他们解释。”本说完挂上电话。
“我认为你不应该去！”伊莉莎白说，劳瑞也持同样态度。
“我已经答应本，我不能改变主意，我必须去。”我非常坚决。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查尔斯·福思特一个电话，”戴华斯说。
我马上同意这个现实的提议。
接电话后，查尔斯一开始非常惊奇，因为三月前见面之后，我们再没有通过电话，他先祝贺我们的婚姻，但听说我已经答应本去中国领事馆时，查尔斯非常坚决地反对，“中国领事馆被认为是中国领土，最好和他们在一个公共区域的地方见面，比如餐馆。”
“在领事馆见面危险吗？”我焦急地问他。
“是的，存在危险。”他回答。
我马上给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和中国领事馆的人在一个餐馆见面。
“李，如果你想改变地方，你自己给他们打电话。”本在电话中说。
于是我给张副总领事打了电话。没想到电话中他的声音非常愉快自然，“存信，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我们完全理解你所做的事，也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是想和你有一次小小的会谈，不会超过五分钟，之后你可以自由地和新娘子一起去享受幸福生活。”
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戴华斯开车带我、劳瑞和伊莉莎白一起到了孟卓斯大街的领事馆。我们到达时，查尔斯已经在大门前等待了。就在我们刚刚迈进领事馆时，“哐铛”一声响，大铁门就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
我的心“咚”地一声往下坠，后悔自己没有听查尔斯的话。我好像已经尝到囚犯的滋味了。
我们被带到一个会客室。本、克莱尔·邓肯和剧团律师杰克已经坐在那儿了，张副总领事也在场，他的妻子是翻译，另外还有几个领事馆官员在场，唯一缺席的是总领事。
我惊讶地看见我的朋友张卫强也在场，他看起来紧张不安，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很快转开视线。那时大约晚上六点钟，本、克莱尔和杰克都穿着礼服，显然已准备去参加当晚在路易莎家的告别酒会。
我看了一下会议厅，此前每个周末得来领事馆汇报的时候我来过这儿。四方型的大房间，四周墙上挂着黑白色的中国风景画和中国书法。房间的中心放了些沙发和椅子，可以看出临时移来不少椅子。我外套的胸前还别着劳瑞送给我的“不要让火鸡击倒你”的胸章。
房间里的气氛很紧张。主人指示伊莉莎白和我坐下。领事馆的人看上去轻松自然，十分友好，但本看上去明显怒气冲冲，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茶和饮料，他们谈了许多题外的话，也谈到中美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查尔斯和我都觉得很费解：竟然没有一个人谈谈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领事馆官员的主要目的好像是让大家聊得痛快。我简直承受不了这种焦虑，害怕得发抖，全身冒汗。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官员站起来，请查尔斯和杰克到大厅另一边的房间谈话。我很想让查尔斯留下来，但他给我一个自信的神色，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我的律师，杰克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律师，以为他们会就我的处境进行严肃的谈话，并避免让其他人听到这种法律谈话的令人不快之处。
但对于留在房间里的人来说，感觉上是领事馆的人故意延长聊天时间，分散人员，他们一次次地将美方人员请去其他房间谈话。
消失了一个，又消失了一个。我抓住伊莉莎白的手，每一个人被请出房间时，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抓得更紧一些。很快房间就剩下克莱尔、张卫强、伊莉莎白、我和另两位领事馆官员。
最终，张副总领事要求除了我以外，全部人员到另外一间房去，他希望和我单独交谈。
伊莉莎白拒绝了。
我们请求克莱尔和张卫强不要走，但两位官员将他们推出门外。就在这时，另外一扇门打开了，四个保安人员冲着我和伊莉莎白跑过来。
我们惊叫起来。克莱尔和张卫强回头看到也惊叫了起来。
房间里一阵震荡，仅仅几秒钟功夫，四个大汉就将我和伊莉莎白分开了。我试着挣脱他们，但面对这四个受过训练的人，毫无作用。他们很快抓住我的手脚，抬我进了顶楼上的一间小屋子。
这个小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单人床，还有一个带抽屉的小床头柜。我拼命地喘着气，心里十分害怕，是那种钻心的害怕。
就在这同时，楼下的查尔斯突然醒悟了，他马上要求和他的客户见面。整个过程的全部真像是查尔斯后来告诉我的，很多年以后，他仍保存着十分详尽的书面记录。
从那一刻起，整个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领事馆的人变了脸，官员用严厉的吼声命令查尔斯坐下，并宣布这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必须遵守中方指示。两位正在端着茶的工作人员，马上将盘子放地下，做出防堵的姿势，挡住门道。查尔斯试着往前冲过来，但被这两人推挤回去。就在这时，查尔斯听到我被抓走时发出的高喊：“帮帮我，他们在抓我！”当查尔斯和杰克回到大厅时，所有前来的人均在场，就少了我一个。
我呆在顶楼的房间里，能听到门外警卫人员在谈话：“真想干掉这混蛋！”其中一个说。我惊恐万分，突然想起在“*”中我亲眼看见的死刑，眼前浮现出自己被枪毙的情景。我陷入绝望的孤独中，那个晚上没人能救我了，早晚他们会用枪贴住我的头，或强迫我回国。在那里，我会被关进一间严酷的监狱中，承受漫长的痛苦，在羞辱中慢慢地死去。
我努力回想我娘和她的笑容，回想爹和他讲的小故事；我试着去想伊莉莎白，想她身上的香水味；我甚至还想起土匪——我歃血为盟的兄弟写的诗，但是我无法从他们那里索取安慰。
我从一扇小窗往外看。楼底下有一个游泳池，要想往里跳的话距离太远，想逃是不可能的。死在这里吧，至少比在国内的监狱蒙受羞辱和痛苦要简单和干脆。
门开了，张副总领事进了房间。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张床上，勉强向我笑了笑，但看上去很难过。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一个棋手思索着战略决策。我想避开他的眼光，但想到这样会让他以为我心虚动摇，于是也对挤回一个微笑。
我们坐在那儿互相对视，我浑身冒汗，这种无声的压力真让人受不了，我的心都快爆炸了，我得做点什么！但我又能对张副总领事说些什么？有什么可说？最后结果都将是一样：我是个渣滓，一个变节者，一个可恨的叛徒！
张副总领事终于打破僵局：“存信，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他问得很平静。
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他，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会使他满意的，“现在一切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回答。
“你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这次他显得急切了一些。
“是的。我爱伊莉莎白，而且我们已经结婚，这违反法律吗？”
“对！你做的事违反了政府的愿望，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你是中国公民！政府不承认你的婚姻。而且你也太年轻，不懂什么是爱情。”
“张副总领事，我的律师福思特先生告诉我，中国政府是承认国际婚姻法的。我的婚姻是在美国注册的，我们应该尊重美国法律。至于我对伊莉莎白的爱情，属于我个人的私事，我不想讨论。”
他激动起来，“你认为一个外国人能真心爱一个中国人吗？外国人会利用你，虐待你，然后像垃圾一样仍掉你！”
“你怎么知道被外国人爱上是怎么一回事？”我回他一句。
他一时语塞，顿一下又说，“你见过任何中国人和美国人结婚的吗？”
我也愣住了，想不出人来。
“现在改变主意并不晚。你只需要告诉伊莉莎白，这婚姻是错误的决定，你想离开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像是在鼓励我做出某种壮举。
“不！”我说，“我爱她，我不会和伊莉莎白离婚的，我要和她度过一生。”我在回答张副总领事的话时，再一次想起娘在讲完范喜良的故事后，说那故事的基本道理对男人也一样。男人不能把女人的奉献当作白送的。
“我不是说离婚，你根本没结过婚。我们不承认你们的婚姻是合法的。不是由你来决定你怎么度过一生，要由我们党来决定！你是一个中国公民，必须要遵守中国法律，不是美国法律！”
我也开始生气，“如果你认为福思特先生误导了我，让我们现在就下去问他！”
张副总领事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福思特先生和你的朋友都已经走了，他们对你的行动很厌烦！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我们才是你的朋友。你只要按计划回国，所有发生的事都一笔勾销，你将同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喜爱。”
我不相信这些话，但我相信我的美国朋友一定已经被领事馆赶出门外了，而且我心里也明白，为了让我同意回去，他们什么都可以先答应。
有人敲门，张副总领事暂时离开房间和外面人去交谈，我能听到细声的话音但听不清楚内容。过一会儿，张副总领事回到房间，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的火气，“你好好想想我们刚才的谈话，我马上还会回来！”
他关上门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需要重新集中勇气。我已筋疲力尽，但我知道这只是痛苦长夜的开始。
几分钟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另一位副总领事，他个子比张副总领事高一些，年龄也略大一些，操南方口音。他对我十分客气，问我想喝什么，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一开口就直接说服我回中国，一一道出回国对家庭的好处，“想想你爸爸妈妈和兄弟们，他们是多么为你骄傲！你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你不希望连累他们，是吧？”
这是我最大的顾虑。如果由于我的事连累了家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有什么种理由去牵连我的家庭呢？我的教育是政府负责的，不是我的双亲——两个农民。
“我十一岁就离家，我的决定和他们没任何关系，他们做的事和我也没关系。”我说。
“你是国家的财富，”副总领事又说，“我们给了你一切，我们有权用任何方式处治你，但我们不想失去一个舞蹈明星。你就老实地听我们的话吧，这是为你自己好。党组织知道什么对你好，你要相信党。你难道忘记了党对你做出的一切吗？你难道忘记了在共青年团旗帜下宣誓过的话吗？”
我一下子记起多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关于西方的不实之词，记起部长大人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愿给我，记起当时缺乏的自由，绝望贫困的生活却被宣传成繁荣富强……
“我不想谈论党组织。”我说。
“但你不要认为党会听你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党的话！谁帮助你结婚的？是不是本·斯蒂文森？”他突然大声问我。
“不是，我们相爱，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告诉我实话！”他提高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你不要低估政府的能力，是不是本·斯蒂文森？是不是某个美国政府人员？是不是台湾政府？”
如果在其他场合，我一定会笑起来，因为他所说的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如果有人帮助我，或是美国和台湾用政治预谋来帮我的话，我还会同意到领事馆这个地方来见面吗？他们会赞成我今晚来吗？”我问他。
“你没有权力来问我！是我在问你呢！谁帮你了？”
“没人帮我。你没听我说吗？没人帮助我。我不会再回答你任何问题了！”我生气地说。
但是和这位副总领事的谈话又继续了半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中，我很少开口。之后，另外一位领事馆官员替换了这位副总领事，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审问。如车轮大战一样，每隔半小时，就换一个人来审问，但毫无进展。奇怪的是，我害怕和绝望的心情反倒渐渐变得平静：生命都将失去，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
有几次，在官员审问时，我偶然触摸到了胳膊上的伤疤，也就是我婴儿时烫伤的那块伤疤。这块伤疤曾引发我爹娘极度的焦虑，现在，它却成了母爱的象征，才一触摸，我就感觉到娘的爱，它给了我勇气，提醒我想起以前，我来自哪里，以及我将来应该朝何处去。
我不后悔我自己的行为，想通了似的，我一下子平心静气：娘说的范喜良的故事再次提醒我，是的，女人对男人的奉献是真诚的！上千年前的女人就能做到，今天的你为什么不能？伊莉莎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爱，我们的婚姻并不是一次投机行为，我将带着妻子迟些回国而已。查尔斯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告诉我，以我的艺术水平，已经完全具备条件直接申请美国绿卡。
我在讲话的时候语气平和，但此时此刻想起爹娘，我心里就遗憾：我甚至没有给他们寄去过区区一美元啊！
我抑制不住涌上来的泪，我亲爱的娘，她已经忍受了足够多的磨难，我想到她布满皱纹的脸，还有那因为永远见不到我而可能带给她的悲痛。她是无辜的，她是世上最有爱心的娘，她给了我一切，但我却没有一丁点儿回报！将要失去一个宝贝儿子了，她能承受吗？那也许会要她的命啊！
我又想到我的老师们，他们为我付了那么多心血，希望我有一天会帮助中国芭蕾进入世界行列。他们的希望将要彻底破灭了，我也见不到他们了！
但我下决心不让官员们看到我的眼泪，那会让他们感觉到我的软弱。
楼下那间大厅里，每个人都为刚才突发的事情震惊。领事馆的官员恢复先前的幽默风趣，态度友好地招待大家，而且努力开始了各种话题的聊天。查尔斯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坐在那里摸不着头脑。最后，查尔斯忍不住站起来说，“等一等，我的客户刚刚在这里被抓走了，我不明白你们是如何考虑的。你们这样做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在你们放开李之前，我不会离开。”
“我不明白，福思特先生。”张副总领事坦诚地表示出惊讶，“你刚才不是说你全力赞成中美两国友好关系吗？”
“是啊，我坚决赞成。”查尔斯说。
“好，那么，对中美关系有利益的事就是让李回到中国。如果他不回去，两国关系就会有伤害，休斯顿芭蕾舞团去中国的演出也会受影响。”
查尔斯回答：“虽然你我都赞成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美国，李有权利做出他自己个人的决定。”
接下去是长时间的争论，大多数是关于个*利和集体权利在两个国家的不同解释标准。后来查尔斯告诉我，他通常对这类争议很感兴趣，但那一天他一直在担心我的安全，他预料官员会扣留我整晚，然后早晨时带去机场飞离美国。
本·斯蒂文森和我的朋友们都不肯单独留下我，他们坚决拒绝离开领事馆。领事馆于是把灯全部熄灭了，茶、饮料、饼干全部拿走了，只允许去洗手间。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领事馆的人又回到会议室，客气礼貌的话亦变成冷冰的威胁。本和我的朋友继续坚持。
在这时，关于我在领事馆被扣的传闻已经在路易莎的晚宴上传播。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大家都猜测到事件的严重性。宴会中有两个人非常想了解此事的真相。一个是安·侯姆丝（Anne Holmes）；另一个是卡尔·康宁汉姆（Carl Cunningham），他们俩分别是《休斯顿记事报》和《休斯顿邮报》的舞蹈评论家。他们本来打算那晚来采访我，但时间过了头却不见我露面，不得已才去求见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最后终于了解到我被扣在领事馆的真相。
几小时过去了，领事馆门口慢慢地聚集了一大群人。张副总领事请查尔斯出门去做说服工作。查尔斯觉得特别好笑而具有讽刺意味：“面见媒体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领事馆能把它托付给我这样身份的一个人？”
安和卡尔两位舞蹈评论家就在这一群人中。查尔斯只能告诉他们目前双方在交涉，情况很快就会处理好的。查尔斯知道，如果告诉真相，整个情况就会更具煽动性。
查尔斯回到里面后说：“你们看，外面很多新闻记者，他们不会轻易离开，”他告诉领事馆官员们，“新闻记者们肯定想将这事写成大文章。”
但是令查尔斯非常惊讶的是，中国领事馆官员一直和他辩论，认为他作为一个美国律师，应该知道如何去对付新闻界。查尔斯十分费力地对他们解释，这是美国，就是美国大律师也无法控制新闻界。
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经过许多小时的审问，我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又饥又渇，头痛欲裂，一点思考能力也没有。从早晨开始我就没有吃过东西，我要求一个官员给我点吃的，也顾不了有人可能会在食物中放什么迷魂或有毒的药物，我只想吃东西。
他们给我找来一些冷的炒饭和一瓶青岛啤酒。这微苦带甜的东西，立即引发我想到家乡的爹娘，最起码在我离开这世界之前，我还能尝到来自家乡的东西！
在我吃完了炒饭和喝完啤酒后，他们要继续追问我。我告诉他们，我的脑子已经全部麻木了，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了，请求他们让我一个人呆着。如果要我死，现在就可以让我死。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仍是不想马上就回中国。
使我很惊讶的是，他们同意不再追问我了。他们分配了一个保安人员，睡在旁边的那张床上看住我。我想我可以装着假睡，于是就打起鼾来，但那人很直率告诉我，快停下，不许装假。于是，我们两人都辗转反侧在那个房间过了一夜。
大约同一时间，查尔斯又最后一次走出领事馆，与安和卡尔商谈。两位记者想了解一切细节，他们心里明白这是报社的头版消息。查尔斯请求他们在整个事件解决之前先不透露，他们告诉查尔斯，他们理解查尔斯的处境，但两人的主要责任是将真相告诉大众，而且还有截稿时间呢。查尔斯回到领事馆要求使用领事馆的电话，首先他打给美国联邦法官伍德罗·西尔斯（Woodrow Seals）先生，这是一个性格耿直的老人，是肯尼迪任总统时提名的。
“查尔斯，但愿是好消息。”他在电话中说。显然凌晨二点钟将高级法官吵醒的事不经常发生。查尔斯简洁地解释了这件事的紧急情况。伍卓告诉查尔斯，早晨六点在法院见面，他将带着在德州的美国南部的首席法官约翰·辛格顿（John Singleton）一起来。
查尔斯马上又给自己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准备好法律上诉文件。
在领事馆人员没察觉的情况下，查尔斯又打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他打给了美国国务院，要求与负责管理中国事务的官员对话。查尔斯告诉这位官员，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美国政府立刻参与行动。查尔斯讲到西马斯·库达卡（Simas Kudirka）事件。库达卡是一个立陶宛水手，当时在一艘苏联拖网渔船上工作，1970年代早期，这艘船被怀疑在美国海域搞间谍活动。库达卡从苏联船的甲板上跳到了一艘美国海岸巡逻艇上，但很快被强行带回苏联渔船，并受到了长时间的审问。这件事在美国闹了很大的风波，据查尔斯所知，海岸巡逻队中涉嫌让库达卡被带走的人都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库达卡最后终于又回到美国，查尔斯还曾专门在休斯顿请他演讲。查尔斯知道美国国务院在此事发生后就强制遣返外国公民发布了新的条例。不用多说，那位官员就会立刻明白。
就在查尔斯打完这个电话后，中国领事馆人员开始产生怀疑并制止了他使用电话。查尔斯也知道该离开领事馆去准备材料，离天亮只剩几小时了。
查尔斯离开领事馆后，中国领事馆官员就对继续留在领馆的美国人不客气了，也要求他们全部离开领馆。但所有人态度还是十分坚决，不见到我安全的情况下，决不离开。他们的立场让领馆官员们大怒，他们将电话线全部摘除，又一次将灯全部熄灭。
在查尔斯离开领事馆时，休斯顿的晨报已经出版，头版头条是《中国领事馆扣留八名美国人》。
查尔斯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切法律文件后，到了法院让法官签字。联邦法官西尔斯和首席法官辛格顿已经在那里等了：“查尔斯，”辛格顿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现在，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了，只能尽力而为了。”查尔斯回答。
当文件签完字后，查尔斯给切斯·安特梅耶（Chase Unermeyer）打电话，他是布什副总统的助理，查尔斯又一次提起库达卡事件，并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切斯，”查尔斯说，“布什副总统的太太芭芭拉是休斯顿芭蕾舞团董事会成员，布什副总统应该知道中国领事馆正在强制扣留休斯顿芭蕾舞演员李存信，这是违背他本人意志的行为。”查尔斯知道美国副总统可能会插手此事。
切斯马上联系了布什，布什副总统让切斯给詹姆斯·李洁明（James Lilley）打电话。李洁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专家，后来担任过驻北京大使。
查尔斯和一位法警手里拿着联邦法庭执行官依国际法取得的法庭命令去领事馆。第一个指令要求领事馆带着我去法庭解释扣留我的原因；第二个指令是禁止领事馆将我送出美国领土。
此时，在中国领事馆外已经聚集起一批人，大多数是新闻记者。其中一位看上去有点像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肯特，他手里拿着笔和采访簿，来到查尔斯面前，轻声说自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整个领事馆都被我们监视了。我们已经拿到这座楼的建筑图，他们没有可能将李送出去。”他告诉查尔斯。
在法警的陪同下，查尔斯按了领事馆的门铃，想将法庭文件当面呈递，“走开！”里面有人说，“这里没有人。”
查尔斯多次和领事馆接洽，但都没被允许进去。他接到许多电话，其中包括联邦法院和白宫。联邦调查局在领事馆外面的人数也在增加。
接下去，查尔斯也接到了李洁明从白宫打来的电话，里根总统托他询问事件的进展。最后是美国国务院的电话，让查尔斯马上去中国领事馆，通知他们将电话接通，因为来自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指令竟然也打不进去。
查尔斯再次去领事馆时，是下午四点钟。差不多近五点钟时，在领事馆的一个房间里，他单独与张副总领事面谈。张副总领事几乎掉下了眼泪，他一次又一次问查尔斯，是不是一定要释放李存信？“是的。如果你不马上释放李，问题将更难以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查尔斯回答。
外面的新闻记者大约已经有二百多位了，所有主要的新闻媒体都在那里。电视台的摄像机一台台地架设在专用新闻车平台上，无数照相机高举着。对面瓦格瑞药店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小型的演播厅。当然，此时此刻，在领事馆楼上小房间内的我，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下午五点之后，张副总领事来到我房间。“存信，为了你自己的前途，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回不回中国？”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我想，我已准备接受最可怕的结局，“不，我不回去。如何处理你决定吧。”我说。
他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终于，他悲伤地说：“我对你选择这条路很伤心。我还是相信你将来会后悔的。你现在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人民的人了。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外面有许多记者在等着，你现在对他们说的话，和你将来所说的一切，都会直接影响你和你在中国的家庭。你要认真考虑该怎么说和怎么做。我们会看着你！”
我马上就自由了？我简直不相信我刚刚听到的话。
就在这突然一瞬间，我感到对张副总领事充满了同情。我明白他仅仅只是代表上级的意志，只要对党和国家有利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但是他和我不同，他必须要回去，很可能他再也不能出来了。想到以前在休斯顿期间他对我的关心，我真诚地对他说：“对不起，张副总领事。”
从他看着我的眼神中，我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理解。然后，他让我先走下楼梯，与守候在下面的伊莉莎白、劳瑞和查尔斯等人见面。
我拥抱着伊莉莎白，亲吻着她，我讲不清楚那个哭长城的故事，也转述不了娘的忠告，但我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我也拥抱了查尔斯，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查尔斯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我找不到比他更诚恳和正派的人了，他为我的事，承担那么大的名誉风险。
我起先不想对外面的记者讲任何话，但查尔斯认为如果不说，他们不会放过。下午五点钟半左右，伊莉莎白和查尔斯站在我身边，我站在一片麦克风、照相机和摄像机前，说了几句简单的话：“我非常高兴能够留在美国和我太太一起生活。我希望将来能为中美两国文化艺术做出我的贡献。”
在我面前，我只能看见人山人海和闪不完的镁光灯，耳朵里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记者大声的提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紧握着伊莉莎白的手，没有能力去想任何问题，唯一想的是尽快离开这里，我耳朵里只有刚才张副总领事最后讲的几句话。
在我们刚离开领事馆的时候，有几辆记者的车跟着我们，想拿独家报道。但戴华斯先生将他的宝马车开得飞一样快，连续甩掉了好几辆，只有一辆死死盯着我们，一起穿过几个红灯。最终，戴华斯按捺不住了，他在一条街旁停下，急速从车上的工具箱中拿出一把手枪来。当时我真不希望再有任何风波了，我想象另一条报纸头版消息：“中国叛逃者涉嫌枪杀案。”
两个男人从后面那辆车中出来，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拿出他们的联邦调查局警徽。
戴华斯马上把枪放好。“Mr Cooksin（克信先生），”其中一位说（他将我的名字拼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带你和你太太到一个安全地方住一段时间，你现在的处境危险，美国政府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中国政府可能会有报复行动，你明白吗？”
我摇摇头，“什么安全地方？”我问道。
那位警察笑了笑：“那是一个很舒服的房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守卫下的一个秘密的地方。24小时都有人照顾你，和白宫一样安全，你会很喜欢的。”
“谢谢你，但我不想去你的安全房子，我现在自由了，请你让我自己生活。”我回答。
“你的处境有危险。”那位警察提出警告。
“我明白，但我不能在害怕中生活。”
对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我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打电话，“仅仅是预防用，”他说，“联邦警察局会暗中保护你，直到你比较安全为止。”
“不要，我不要你们跟踪我。”我说。
他又笑了笑，“你不会感觉到的。”
他说的是对的，以后几个月，如果真有人在跟踪我的话，我也根本没感觉到。
在我被领事馆释放出来之后，我的故事传遍了美国。我收到许多采访请求，有人要给我写书，电视台、电台和报纸采访，杂志做专题，好莱坞电影公司想拍电影，还有不少海外的芭蕾舞团找我签演出合同，甚至还有一家中文报纸，竟然愿意慷慨出钱让我去世界任何地方旅游度假。我想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是去不了中国。
我唯一接受的采访是一个电视节目：《早安，美国》。
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解释自己的经历，同时纠正许多不正确的报道和谣传。我不想让所谓的“叛逃”事件伤害了我的艺术形象。
伊莉莎白的妈妈听到女儿和新婚女婿被中国领馆扣留后，就从家乡佛罗里达州飞到休斯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伊莉莎白妈妈和我们准备开车去佛罗里达州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当时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感觉上好像已经晕头转向了。
那个早晨，在我们将离开休斯顿时，本打来了电话：“李，我和中国领事馆谈过了，他们不反对你加入休斯顿芭蕾舞团，而且演员工会也同意了，所以，我想仍然聘请你当独舞演员。”
我太兴奋了！我原来认为本可能会永远地恨我，我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一起工作了。
“那么你和中国的关系如何解决？”我问他，我对此很内疚。
“我也不知道。领事馆对我很冷淡，他们真的不相信连你这样的好人也会‘变节’。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我和此事无关。”
“你会原谅我吗？”我问。
“会的，我会原谅你。我如果不能原谅你，就不会请你来做独舞演员了。”他回答。
为此，伊莉莎白和我就决定不去佛罗里达州了，我马上投入了本新编的芭蕾舞《彼尔·简特》（Peer Gynt）的排练。每个人张开了双臂欢迎我，我太兴奋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不了解休斯顿以外世界的人，我的英文仍很差，更使我难过的是，我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我和伊莉莎白仅仅拥有的就是租约还剩三个月的一卧房公寓。
之后，我们终于租了一个两房的公寓，离芭蕾舞团的练功房很近，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家。这公寓很破旧，墙上有一个噪音很大、不怎么管用的空调机，窗户上也没挡蚊纱窗，但我们感到很幸福。
劳瑞和戴华斯继续对我们很关照。他们经常给我们做饭，戴华斯甚至还试着做过一次中国炒菜，他在菜中放了许多鲜蠔酱油。后来我也给他们做了几次从娘那里学来的菜，那以后，戴华斯就不再尝试为我做中国菜了。他沉迷于美国文化，带我去牛仔酒吧，俱乐部，他通常把我视为小兄弟，我们一起的时间很愉快。
那件事发生后好长一段时间，本和我的关系才慢慢恢复。现在我正式成为一位芭蕾舞演员，他给了我许多独舞和主要演员角色，我的舞蹈艺术继续进步。半年后，本给了我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挑战——在全美巡回演出中担纲跳《唐·吉诃德》双人舞。
一直到那年的圣诞假期，我和伊莉莎白才开车去佛罗里达，真正度过我们的蜜月。我们住西棕榈海滩她的家中，我在那儿见到她爸爸和他新婚的妻子。
我难过地发现伊莉莎白的父母已离婚。伊莉莎白成长在一个富裕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她父亲有一家小型印刷厂，她妈妈是西棕榈海滩芭蕾舞学校的秘书。他们的生活和我爹娘的生活比较起来，是天壤之别。
虽然我拥有伊莉莎白的爱，拥有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工作，我得到了宝贵的自由，但我还是甩不掉心中的阴影，我经常做恶梦，梦到我家人和我在一堵墙前被枪毙，一如我当年在公社看见的情景。我会在梦中激烈地喊叫，惊醒后一身的汗，伊莉莎白侧身在一边安慰我：“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为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担心，担心到极点。我恨自己使亲爱的人处于危难的处境中。仅仅只是想到不能再见他们这一点，我的痛苦就无可名状。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勾起我的思乡情：在美国天天吃美食，反而顿顿使我回想起家里人生存的挣扎；见到伊莉莎白的妈妈，就使我想起娘来，眼泪总是夺眶而出；看到小孩在公园里玩，就会联想起自己童年时和小伙伴及兄弟玩的游戏；下雨时候，我更会想家，想起家人四处匆忙地抢收晒在房顶上的薯干。我深陷罪恶感和严重的思乡病之中，痛苦难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伊莉莎白成了我这种激动情绪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