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蒋介石在在西安事变中半个月的日记中, 他和张学良的互动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愚蠢无知、进退失据，还原张学良的真实面目。)
十二月十二日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
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
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响，彼无言自去。……
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
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
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
……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 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
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 ”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
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
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
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
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久之，张又谓：“举一列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
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
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
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
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十二月十五日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一）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忧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
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
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附后）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 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
(愚蠢糊涂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只做了一件聪明事，那就是和蒋介石一同回到了南京，虽后来遭长期软禁，但毕竟保住了性命而终得高寿。如果留在西安加入阵营，必定难得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