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同建市60年最大的一起官场地震。当沉睡地下的煤炭身价百倍之后，一个来自温州的裁缝与当地公安局长、曾经的打黑英雄联手掘金，他们不仅控制了大批煤矿，还隐瞒矿难真相。在中纪委的强势介入下，黑幕慢慢浮出水面。
大同官场地震
5月11日上午，大同市公安局的院落之中，警察们排成方队，正步声、口号声混杂在一起，紧急修补一新的公安局大院中，有的地面水泥甚至都未干透。
新上任的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前来考察的消息在前一天就已传开。这是媒体对外披露山西大同官场地震的第一天。此前一个月，山西大同市多位警界、政界官员相继落马。
然而，让所有人失望的是，省公安厅厅长中途临时决定折返。
4月底至5月初，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大同市原公安局局长申公元、大同市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长冯志勇等已被“双规”。牵涉其中的还有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等警界要员。此外，大同煤监分局局长张和平也神秘失踪。
担任过山西临汾市公安局长的申公元，被业界称为“打黑英雄”，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全国特级优秀人警察察 ”、“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等殊荣。58岁的王雁峰属技术派官员，曾任大同市国有青瓷窑矿矿长，任大同副市长后分管煤炭工作。而冯志勇则被当地警界一高层称为大同黑白道的“总瓢把子”。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4月5日至6日，申公元被中纪委带走，4月10日大同两会结束后，市委常委王雁峰亦被双规。4月29日，大同市纪委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此案由中纪委直接查处，“同为一案”。
一个月间，山西大同警方已风声鹤唳。南方周末记者相继给涉案官员打电话，很多电话已关机。蹊跷的是，有官员在神秘消失一段时间后又复出。这无疑为动荡不安的煤城平添了更多的想象。
六年前的矿难
这些官员落马，事涉6年前的一起矿难瞒报。
2004年12月17日，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的红窑沟煤矿发生一起矿难，死亡人数不详。矿主为温州籍煤商李克伟。南方周末记者获悉，李克伟目前已自首。
2005年，《山西晚报》联合《华西都市报》报道此事，参与报道此事的记者称，当时“工人从井上往下灌浆，现场还不断冒着烟”。但两家媒体在追踪报道三次之后，偃旗息鼓。
5年后的2010年4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后，南方周末记者在红窑沟煤矿看到，一切已被推土机推为平地。现场还留有推土机车辙。山坡上一尺高的松树在雪地中摇来晃去，原来的储煤场现在种满了整齐的白杨。
一切已回归平静，唯一提示着五年多前矿难的是一块挂在树枝上的白布，上面赫然映着黑色的“死人”和红色的“危险”。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08年“9·8”襄汾溃坝之际，中纪委已开始秘密调查红窑沟矿难涉及的相关官员。参与报道此事的记者称，中纪委在北京向他详细了解其如何得到线索，大同市处理措施等问题。参与报道此案的另外一位记者称，当时他见到时任大同市市长、市委副书记郭良孝的批示，要求查处此矿难，但是最终外界对查处情况不得而知。
2009年1月，中纪委再次在山西太原找到参与报道的记者，了解事件最新动态，并透露，他们正在大同展开调查。
1个月后，2009年2月18日，大同市公安局发出B级通缉令通缉红窑沟矿主李克伟，称因其事涉“重大责任事故”。
左云县当地流传红窑沟煤矿死亡矿工为80人、200人两种版本。左云县综合技校校长马文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技校将红窑沟煤矿卖给李克伟之前，当时下井人数已达一百多人。媒体最早披露的消息显示，井下有七层越层开采。
多少人掩盖在黄土之下，目前无人知晓。
当打黑英雄遇到温州裁缝
究竟温州煤商李克伟有什么能量让这起矿难的真相掩盖六年之久？这与他认识了大同原公安局长申公元有关。
申公元2002年年底从临汾调往大同市任公安局长。此时的大同刚刚从低廉的煤价中缓和过来。
1990年代末，电煤价格一直低位运行，大批无法就业的矿工子弟迅速演化为社会流氓团伙，大同当地称之为“社会人”。
最为经典的案例是，当时山西省的一位省级领导在太原吃饭，突然人头攒动，该领导原以为是欢迎自己，却发现大家夹道欢迎的是大同“火枪队”首脑。一位在大同从警近40年的干警称，当时大同有浙江、四川、河南、河北、东北等诸多帮派。
号称临汾“四大金刚”之一的打黑英雄申公元无疑是奔大同“社会人”而来。大同警界一位官员回忆，2003年，在申公元到位六个月后，他曾到申的办公室，结果，有人说申在会见大老板。让其惊讶的是，没过多久，申陪着两人出来，其中一人就是李克伟。
“这两人在我眼里以前是些狗屁，都是卖鸡丸的，社会盲流。”上述警官对此不屑一顾。
和其他掘金山西煤炭的温州煤商一样，40岁的李克伟曾干过最辛苦的井巷工程，还做过裁缝。但2002年时的李克伟身家已上亿元，当时公安局的一位高层见到李克伟之时，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李克伟，“李哥”。
上述警界高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2年年底，申公元刚来大同之时，他和申在一家粗粮馆吃饭，当时申抽的是一元一盒的凤凰烟，一口气抽了三四根。“他不是作秀，我心里真感动，我抽的是二十多元的芙蓉王”。四百多元的饭局吃罢，申公元还要求把饭菜全部打包带走。
2002年冬天是大同电煤价格的一个转折点。电煤从一吨90多元一下子跃居195元，直冲到295元之上。煤矿转让价格也扶摇直上，一座2000年还只值几百万元的煤矿，不到三年就翻到上亿元。此后轮番上涨的煤价迅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上述大同警界高层说，当他2003年再次见到申公元之时，申已经开始吃鲍鱼，鱼翅也是一人一份，抽的是中华，“讲话声音也变了，衣服倍儿直”。
“我们这里的大老板，80%都是外地人，人家会做买卖，听说来了个新局长，拿上200万元到300万元，装一个烟箱子，‘找个靠儿’；申公元开始不敢收，都是旁边的几个参谋出的主意。”上述高层称。
短短六个月时间，这位公安局长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温州裁缝也找到了“靠山”。
晋北第一“煤大王”
李克伟在此之后，个人资产迅速翻倍增长。和李克伟同乡的一位温州煤商证实，李的资产已经有十几亿元。“他有脑子，滚动很快。”
和李克伟接触多次的左云县综合技校校长马文有说，李克伟“年轻、不老练、谈话比较随便”，办事却“非常痛快”。
2003年，李克伟在向技校买红窑沟煤矿时，技校出价1000万元，最后950万元成交，基本没还什么价。技校那时拥有三座煤矿。
在马文有看来，李克伟认识左云县领导的时间比较晚，关系主要集中在大同南郊区。大同南郊区是大同市小煤窑最密集的区域。
大同公安界高层证实，李克伟之所以在短短不到十年内就拥有十几座煤矿，关键是申公元领导下的公安帮助其抢矿，然后让李克伟代理。
一般途径是，公安局治安支队主管民爆，经侦支队负责查处偷税漏税，矿山稽查大队管越层、越界及非法开采。这基本卡死了没有关系的煤矿。一位温州煤商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李克伟非常“霸道”，为了抢资源，连老乡、亲戚的矿也不放过。
依靠强硬的政治资源，李克伟短短几年内成了大同南郊区最大的煤矿“代理人”，最高峰时拥有十几座煤矿。
李强硬的手段也让矿工“闻李色变”，李克伟眼角的一处伤疤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一位矿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克伟雇用了一帮马仔，专门收拾井下干活不积极的人，打手打断了一名“偷懒”矿工的肋骨后，还称“排骨怎么不结实”。
一般，当矿难发生之后，大同公安局内保二处首先前往煤矿查扣账户，控制矿主。但是，据警界官员证实，他们从未收到任何查处李克伟矿的通知和要求，包括红窑沟矿难他们都没听说过。
双面警察
在大同警界的一位高层看来，申公元调任大同之后，也发起了一场打黑行动。对于大同来说，虽然前任局长曾发起过“云剑1、2、3号行动”，但未从根本上剿灭大同的黑恶势力。
然而，从2003年开始，大同市公安局开始“强势出击”。其中，大同公安局给各煤矿强配两条警犬、收费3万元，被《山西晚报》曝光；原大同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长郭亮曾公开称，“交警支队一年给财政交了4000万”。郭亮2006年7月落马后，大同交警支队门口聚集了许多出租司机集体燃放鞭炮，宣称“送瘟神”。
煤炭的暴利将大同的警界、政界都裹胁其中。在大同警界的高层看来，申公元是典型的“护犊子”作风，申公元手下的小弟兄，都跟着发了财。他在临汾的这种性格迅速被复制到了大同。
2003年夏，申公元到任大同半年，开始调整干部。彼时，大同有干警3700人，科级以上干部200多人。一位当时希望得到提拔的官员对申说，自己在公交分局干了20年了，想换换地方，申说：“那个地方好，不要动。”后来，这个官员从一个处长口中才获知——“那次送 50万元都调整不了”。他本想送的是五条中华烟。
借助调整干部，申迅速在大同网罗起一大批心腹。
此时申公元的手下，也开始由煤转入其他社会行业。就连申公元的司机也跟着发财。申的白色“大霸道1号”闪着警灯驶过交警查处超限的站点时，后面跟着 10辆“东信1号”的煤车，交警全部靠边站。正在为自己的煤车交罚款的人抱怨说，他们为什么不罚？交警说：你们的车能和局长比？“东信1号”牌子的煤车队正是申公元的司机经营。
申公元越玩越大，也让很多警界官员吃惊不已。
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曾有一次，一帮煤老板在北京一座楼的14楼赌博，雇用他们在这个房间顶部安了摄像头，上述知情人士在15楼看监控。结果午夜12点半，他们竟然在监控电视里面看到了申公元，当时一位大同当地的老板给申留了5捆钱。“楼上的人都快吓傻了”。
即便这样，大同警界对申公元的个人能力还是颇为佩服。申公元听取汇报案件的时候，一听就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啥都骗不倒他”。他总是问“三个问题”：为什么某某地方有漏洞，安排警力不足；你为什么不在什么地方堵住他们；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真正让申公元黯然离开大同公安局长宝座的是2006年到2007年发生在大同的“四起公安部督办大案”。这四起案件涉及买官卖官、民爆管理、涉矿的黑恶势力等。
2007年2月，申公元迫于舆论压力辞职。3年后，因当年的矿难瞒报事件，他再次被中纪委纳入视野。4月初，他被中纪委带走。
（新华社 《国家财经周刊》、《成都商报》记者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