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家来了位小留学生。和他聊家常时，我顺便了解一下他一年多的留学经历。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不抱怨美国的三明治，也不抱怨汉堡包，最让他头疼的事情是语言问题。他说，上专业课时，有些老师讲的内容他根本就听不懂。
想想我刚来美国时的休克状态，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瞧吧，不管是哪个年代的留学生，谁都得面临尽快适应异国语言这一关。特别是那些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孩子们，应付美国大学的功课实属不易。
出国前，在我就读的首医研究生班，我们的口语老师是位字正腔圆的澳大利亚女郎，听力老师是位英文专业的美女海归。当年，我和她们用英文交谈时，我觉得自己挺行的啊。在北京读研的那几年，我还去过紫竹院的英语角(1988-1989)，也听过北大学子在北外举办的英文演讲比赛(1987秋)。我发现，在和国人用英文聊天儿或者听他们的英文演讲时，我都没什么问题。这怎么一出国，大脑中的英文部件就突然失灵了呢？
究其原因，理由各异。在美国校园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各种各样的英文口音夹杂在一起，初来乍到，真让人觉得晕乎乎的。比如，我刚来美国时，印度人讲的英语我就经常听不懂。再比如说我导师吧，他是位来自圭亚那的黑人教授。他人虽然特别耐思(NICE) ，性格又朝气蓬勃，但遗憾的是，他的英文带有他家乡的口音。因故，我刚进他实验室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有意图，对他答非所问自然是免不了的事。
记得1993年5月21日那天，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结束时，我导师无不善意地和我开玩笑：“那谁呀，你说咱俩多不易。你来我实验室一年之后，咱俩才彻底地明白彼此，不再发生交流误会。” 听后，我开怀大笑。是啊，我也不愿意答非所问呀，谁让咱听不懂那圭亚那口音的英语呢。无独有偶，有一次，在我泡了两年多的实验室里，一位刚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在和我老板谈课题时，他也大大方方地对我导师来了好几个答非所问。我猜测，这中国哥们肯定也是让我老板的口音给转晕了。
我这人有个缺点，每当听到别人说话跑题或者南辕北辙时，我特别想笑。这毛病是我上高中时落下的。有一次，高中的语文老师读错了一个字，我窃笑了一下。就这么一偷偷，竟让严厉的女老师听到了，搞得她很生气。有了这个教训后，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基本能憋着不出声。这一点儿，美国教授和美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值得我学习，他们和我交谈时表现出来的高度耐心，让我很感动。
那天，虽然我听懂了我导师对那位中国哥们的提问，但我实在不好意思替中国同学纠正，我活生生地听他们俩比划了半天，迷路后终于返回了正轨。我写这些，并不是我想埋汰这位中国哥们。举此例子，无非想说明，大家初来异国，答非所问在所难免。我刚来美国时，肯定有很多次对我导师答非所问的时候，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我这样傻过，别人也和我一样傻过。既然如此，谁都不用笑话谁，只要我们不一直傻下去就行。
语言休克期虽然让人觉得难受，但它就像高山反应大脑暂时缺氧似的，适应一下很快就会过去。那些和日常生活交流有关的口语，比如水电煤气垃圾电话以及房东等杂事，咱多说几次就利索了。其实，我感觉，最大的语言障碍是应付课堂上美国教授哇拉哇拉的没完没了。还有，时不时的课堂报告 (presentation) 也会让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像遇到悬崖陡壁一样的无助(将另起炉灶写一文)。
关于上课这事，我们还算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是位口齿特别清晰，嗓门特别洪亮，不带任何口音的美国教授。在我看来，这位名为塔可的生化教授具有四大特点：声音大，个子大，脸盘大，眼睛大。每次他往讲台那一站，我经常想起我们辽宁的话剧演员李默然同志。1986年我在母校的大礼堂里，就有幸欣赏过他的即兴表演，对他洪亮的声音我至今记忆尤新。
平时我们和美国教授单独交谈时，即使有结结巴巴的时候，大部分的教授都很有耐心和修养，他们一般会认真地听你讲完并为你解释。但上大课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让一个教授对付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即使他想有耐心，条件也不允许。刚来美国时，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我上课发呆时。我那副不懂装懂的样子，让我自己都同情我自己。即使美国老师讲的像李默然那样洪亮清晰，我该不懂还是听不懂。尽管老师口若悬河地巴拉巴拉，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里不知他在说啥。从开心健谈状态一下子进入了半文盲半聋子的状态，你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吗？
即使听不懂，我也得硬着头皮上，更得不懂装懂地去上课。不过，在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些和我一样挣扎的大陆同学们，我心里就多了一份宽慰和力量。我知道，不懂装懂来上课的人大有人在，并非独我一人。这何以见得呢？
我们每次上课时，还没等老师进门，讲台前的桌子上，便摆了一排大大小小的随身听录音机。这些录音机的主人，当然就是我们这帮中国留学生了。每次，只要老师一开讲，所有的录音机便刷刷刷地被同步启动。对我们来说，老师的话可句句是宝贝，每个字都不能落下。就连老师偶尔打的喷嚏，仿佛也带着美国口音似的被真实地录了下来。我这人比较懒，也嫌麻烦，刚来美国时，我从来没用过录音机。所以，我得个高分就很挣扎。比我低一年的那拨中国留学生，深得听课时录音的真经，他们几乎人手一个随身听录音机。结果呢，他们的生化考试不仅全都是A，还几乎达满分。真牛啊，就连美国人都把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于刚到美国就休克的无奈，我对此症状的理解是，在国内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抠语法，也学了很多中式英语。这些知识虽然对提高我们的英文总体水平有益，但初抵异国，长期受英文语法捆绑的我们，想用简单的英文口语来表达自己，倒显得不自在起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语言休克期里，如果让带有口音的美国教授给咱们上课，不管多好的英语，都得乖乖地打折扣。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只要是能通过托福和 GRE考试申请出国的留学生，最初来美国时的语言不适，主要是听力和口语，阅读和写作基本难不倒我们。常听大家说要克服语言障碍什么的，在我看来，这障碍如同一座冰山，溶解这座冰山的最后热量，主要还得靠留学生身处的语言环境。真实的语言环境对训练英文听力和口语尤显重要。难怪有一位学者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在国内猛学中国式英文口语是件事倍功半的苦差事。为了赞同这个观点，我甚至猜想，假如东北人在北京呆久了，说不定也能练就一番京片子的功夫。环境确实能造就人的语言表达，这你不服不行。
如何克服听力和口语障碍？我的愚见是，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诀窍。只有身处异国的语言环境中，你才会慢慢品出如何说简捷的英文而不是死抠语法那样的中式英文口语了。我以孩子放学回家时和家长打招呼为例，来说说某些口语和语法的誓不两立。“妈妈，我到家了。” 如果按照我们在中国学过的规范英文，很可能要这样说：Mother, I arrive at home。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英文老师给我们讲arrive这个动词时的谆谆教导：到了大地方，动词后面要跟介词in，到了小地方时，动词后面要跟介词 at. 可实际情况呢？在美国的儿童口语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Mom, I am home. 你看看，孩子说的英语如果按照语法和直译来抠，肯定是错的。我怎么能是家呢？
再说一个和语言有关的小插曲吧。我刚到学校报道时，要参加俄亥俄大学的入学英文考试。在这所大学，甭管你托福考多少分，这个考试谁都免不了。考试那天，我因时差反应，满脑子浆糊。为了给自己提神，我用了大量的风油精涂在双侧太阳穴上。万万没想到，英文考试我低头答题时，风油精像小河似的流进了我左右眼里。这下我可惨了，风油精导致了我的直接睁眼困难，英文考试的第一部分即听力考试，我几乎就是瞎画的答案。虽然托福的后两部分我答的都不错，我还是被赶进了英文班修课。在这个英文班里，我遇到一位英文特别牛的大陆同学。她出国前的职业你猜是干什么的？你肯定想不到。她出国前是国内某大学英语系专门辅导托福考试的老师。当时，我能和这样牛的老师在一个水平的班里，对平衡我的心理绝对大有好处。
出国前，听力和口语就是我的弱项。语言休克时，自己会有表达不清的感觉。还有一些时候，即使我说错了话，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即便如此，不到一年，我还是基本摆脱了口语表达时的混沌状态。根据我的个人体会，即便是口语听力一般的留学生，出国以后，扑腾一阵子，肯定都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保守估计一下，刚来美国时，不懂装懂答非所问的留学生肯定大有人在。只是英文水平不同的人，不懂装懂的程度不同而已。其实，不懂装懂就是克服文化休克的第一步。装着装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我怎么真懂了呢？瞧，不懂装懂也有弄假成真的时候。神吧。
既然我们有了不懂装懂的秘技，又有了答非所问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超人本领，那听力和口语暂时不好的留学生们，还担心什么呢？妹妹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吧，往前走，莫回头。写到这，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海归精英们，他们刚来美国时，是不是也有过不懂装懂和答非所问的经历呢？嗯，这个问题没准会是块儿试金石，建议把它列入考察准海归们的面试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