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吉国政局剧变的报道，中共宣传系统尽量避免联系腐败原因。更有趣的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指出巴基耶夫曾是苏共党员，并任市委书记、副省长等高级职务。
二月份，中共宣传系统接到政治局常委会的特别任务，要其在上半年大量释放政改信息，以回应台湾方面对中共能否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疑问。问题的直接起因是香港政论杂志《动向》一月号刊文指出“中共高层决定放弃政改”，该文被大陆以外的多家媒体转刊，包括台湾深蓝色彩的政治网站。
起初，该文被国内官方负责港澳事务的分析专家定性为“异议力量污蔑执政党的宣传战略”。极左势力则认为是“党内自由化分子试图对两年后召开的十八大施压”，并企图为一九八九的政治事件翻案。但是，当台湾某个深蓝背景的大陆政策研究机构通过特定渠道向大陆方面咨询该文信息的可靠性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北京权力核心层通过大陆某涉台学术机构回应，称“此为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应，有促进政改的作用”云云。
左派抛出“六大优势论”
中共极左力量对该学术机构的表达非常恼火，除了调高批判橙色革命的调门之外，还专门委托海外学者撰写中共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文章。比较成型的观点是中共制度拥有六大优势，诸如社会发展计划不受政党更替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稳定得以避免政治人才浪费，等等。此种论调被大陆部分政治理论人士戏称为“六大优势论”。
“六大优势论”没有通过香港亲共媒体向大陆传播，而是选择了看似中性的新加坡华文媒体。如此操作既有技术性考量之因素，又有避免给香港本来不稳的政局添加催化剂的衷曲。因为香港的民主诉求不但在直选、立法两方面给北京负责港澳事务的机构带来难以名状的政策窘境，而且，香港“八**后”群体对民主的质量要求更高，亦对大陆是否选择民主道路表示高度关切。“六大优势论”成为胡温执政末期的一段政治笑话，其中最让人喷饭的是第三个优势，称云︰“中国的一党制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它还给共产党改了性质，声称︰共产党三个字中的“产”字不再是财产的意思，而是变成了生产方式的“产”。于是，中共也就成了“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对于经过新加坡媒体传回大陆的“六大优势论”，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它并不是完全的左派文本，也不完全针对《动向》杂志的专题文章，其中有江系力量的谋划因素。比如说，第六个优势称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在于它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此种论调几乎是江泽民“三个代表”之全民党含义的翻版。此种分析尚没有高层消息给予印证，有待进一步观察。
巴基耶夫是前苏共党员
就在左派欣欣于技术性“批橙”的成就时，中国的中亚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治骚乱。总统巴基耶夫仓皇出逃，反对派夺取了权力。对于这个上合组织五大成员之一所出现的变故，中国官方新闻公开否定反对派的夺权行为，并半带讥笑地说此为橙色革命的后遗症。
但是，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媒体披露的信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共当局︰第一，巴基耶夫打着民主的旗号反民主，逮捕异议人士、封锁网络；第二，巴基耶夫借民主之名大搞家族政治，任命自己的弟弟做总统保卫局长，任命自己的儿子做控制巨额资金的国家发展创新投资署署长，后者是引发大规模抗议的直接诱因；第三，垄断宪法权力以保护腐败，即怎么利于自己宪法就怎么改，完全不顾民意。这三点与中共当今政治何其相似乃尔！或者说，由一个前共产党投机分子领导的民主政治本质上是独裁政治，它对当今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党内民主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由于巴基耶夫几乎是中共权贵集团的影子，宣传当局极力淡化对其政治背景的报道，回避对其腐败行为的批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转述国外政治家的评论，如新华社驻吉国首都比什凯克的记者沙达提等人的专文《吉政局动荡趋于明朗》，引用俄总理普京的话说︰“巴基耶夫曾猛烈批评前总统阿卡耶夫在国家政治经济要害部门遍插亲信，而今他给人的感觉是重蹈覆辙。”
无论怎样同情巴基耶夫并对橙色革命实行技术性回避，中共当局都免提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巴基耶夫是前苏共资深党员和高干，以工程师身份起家一路升至贾拉拉巴德州的科克—扎加克市市委书记，并兼任市苏维埃主席（即市长）和州苏维埃副主席（即副省长）；第二，他是中国腐败分子总代表江泽民的忠实追随者，应江泽民之约到中国参加过奥运会开幕式。
温家宝发文旨在安抚右派
中共宣传系统“批橙”就得涉及前共产党分子的腐败问题，涉及前共产党分子的腐败问题就会让国民联想到当今中共的腐败，至少更加不屑于“六大优势论”里面所说的“中国的一党制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在另一方面，吉国局势继续乱下去，会对新疆反恐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使上合组织解体。
吉国与中国的边境线超过一千公里，伊斯兰恐怖组织可以借边境漫长的地理优势对新疆的南疆地区实行纵深渗透。新疆地区在历史上对付中亚力量楔入的战略防线有两条︰北疆是伊宁到乌鲁木齐的东西构筑，南疆是喀什到阿克苏的南北呼应。吉中边境的正好包钳了第二条防线，也就是说，一旦吉国持续乱下去，喀什到阿克苏一线肯定被冲击，乃至于南疆发生巨大变乱。
对于吉国局势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权力核心层进行了反复的研判。在专题的常委会上，温家宝明确表示紧急停止“批橙”文宣，同时加强对宣传系统高级干部的党史教育，比如重树胡耀邦的正面形象，特别是胡耀邦关心民众疾苦的感人细节。温家宝这样做，一方面为两年多来党内对他的普世价值主张的批判画上句号；另一方面，安抚日益不满的右派情绪，表明还有政改的可能。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迅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吉国骚乱发生之后仅仅八天。
党内高级分析专家称温家宝的“祭胡”文章是急就篇，但是，也有资深媒体人士称︰“这是早已谋划好的思路，只是震灾给了一个提前发表的机会而已。”
吉国骚乱以及政权易手给了党内右派以极大地支持。此前，他们屡言腐败亡党，被极左派讥为杞人忧天。后者声称︰“就算共产党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军队在手！有第一次开枪，就不难有第二次嘛。”
曾是资深媒体从业人士的中纪委研究室研究员邵景均，在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半月刊二**一**年二月下期发表文章《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指出 ︰“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吉国变局印证了他的分析。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发表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的文章不如邵景均的文章有力度”，暗示工作人员好好读读邵的文章。
应当有人承担开枪的责任
没有人指望温家宝的“祭胡”文章能够带来一九八九年政治事件的平反，尽管胡耀邦本人实质已被平反。但是，被当局淡化为政治风波的屠杀事件不可能淡出历史视野，开枪的历史责任必定要有人出来承担。
吉国骚乱中的开枪细节很快揭开，任总统保卫局长的巴基耶夫的弟弟承认是自己下令对示威者开枪。巴基耶夫发表公开谈话，愿意有条件地辞去总统职务，条件是 “我和家人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可惜这个谦逊的表态已经晚了，临时政府宣布剥夺巴基耶夫的元首豁免权，并据此发出逮捕令。
吉国的后续政治博弈对中共当局应是有启迪意义的，正如胡耀邦之后的中共另一位良心人士赵紫阳所说的那样“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在近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全民道歉，补偿一九八九年的被屠杀者——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而以“早有定论”为托辞，恐怕在人民起义之后，中共的许多高干将像巴基耶夫那样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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