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但历史又不会简单地重复。在过去20年，主权债务危机屡屡暴发，从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这次希腊债务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由此，希腊的麻烦也就演变成了欧元区的麻烦，德、法等国纵有千万个不愿意，却不得不出手相救。
此外，此前的主权债务危机大多源自于僵硬的汇率制度（通常软盯住美元）和过度依赖外资发展经济的模式，伴随严重的资产泡沫，最终导致严重的货币高估，诱发对冲基金的抛售压力和资本外逃，最终以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和资产泡沫崩溃收场。而希腊现在却没有办法通过货币大幅贬值重振出口和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希腊货币对美元贬值了93%，而最近10年欧元却对美元升值了35%，结果，希腊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便从2.5%上升到9.1%。鉴于希腊没有办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提振出口，勒紧腰带就成了唯一选择。
某种程度上，希腊危机也是信任危机。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一直隐瞒真实的债务和赤字水平。去年春，希腊报告给欧盟委员会的预计赤字水平为GDP的5.1%，但到2009年秋又调整为12.7%。要知道，欧元区成员国的约束条件是预算赤字不超过GDP的3%，债务占GDP不超过60%。
金融危机总是伴随着痛苦的调整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的股市调整幅度分别达到了76%、65%、65%、64%、64%，同时失业率飙升至两位数。目前，希腊GDP大约为3400亿美元，而债务高达4000亿美元。今年希腊债务占GDP比例上升到了125%。希腊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是财政紧缩，包括削减公务员薪酬和提高税收等。希腊计划将预算赤字从2009年占GDP的13.6%降低到2014年的3%。但紧缩计划将加剧经济衰退，预计今年GDP下降将超过4%。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根据标准普尔的预测，希腊GDP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经济衰退将带来国内的通货紧缩，最终有助于恢复出口竞争力。
希腊在4月底最终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援助，令希腊人想起了1967年4月21日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多数希腊人相信，美国是那次政变的支持者，这加剧了希腊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公众的反对情绪。1998年1月印尼暴发大游行，导火线即在于一幅照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双臂交叉站在苏哈托总统旁边，而苏哈托在温顺地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意向书。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评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典药方“紧缩财政+提高利率”总是恶化危机。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认为，希腊遇到的不是流动性（liquidity）危机，而是清偿能力（insolvency）危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援助计划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浪费资金而已。真正的出路在于债务重组。实际上，希腊短期债务占GDP比例为21%，远低于爱尔兰的47%。在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中，阿根廷于2001年6月与国际债权人达成了重新安排300亿美元到期债券的协议，2001年底又宣布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也许，希腊有一天也会走上以时间换空间的债务重组之路。
希腊危机揭示了欧元区的治理危机：拥有一个共同的欧洲中央银行却没有统一财政部的欧元区，只是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央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要解决偿债危机，还要靠财政部。因此，如何有效监督并约束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行为，已成为一项重要挑战。此次危机也暴露了欧盟决策效率的低下，面对市场局势的瞬息万变，各成员国之间的磋商却费时费力。欧元区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实验，建立了欧盟内部的统一市场，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波动，但也隐含了一些成员国实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现在，如何处理希腊危机是欧盟面临的重大考验，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元区的未来走向。
鉴于南欧四国中的其他三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面临着与希腊类似的困局，欧盟现在面对的是一场输不起的欧元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