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是根据前休斯顿和澳大利亚芭蕾舞团首席舞蹈家李存信的同名自传拍摄的电影，描述了他一个青岛郊区贫苦农村出身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江青派来的选秀团选入北京舞蹈学院学跳芭蕾，又在1979年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美国休斯顿芭蕾舞团学习，因决意留在美国而被休斯顿中国领事馆强行扣留，最后在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的干预下获得自由的故事。
该片由奥斯卡最佳影片《为戴茜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的导演布鲁斯‧贝尔斯福特（Bruce Beresford）执导，好莱坞著名演员格林伍德（Bruce Greenwood）、麦克拉克伦（Kyle MacLachlan）和陈冲加盟，耗资二千五百万美元，分别在北京、休斯顿和悉尼三地拍摄，历时两年多制作完成。
影片预订于8月6日在美国全线上映，并于5月7日首先在“洛杉矶亚太电影节”上与洛城观众见面。由于此前李存信的自传已经风靡全球，前来洛杉矶市中心独立影院欣赏该片的观众早早就在大厅里等候，热情可见一斑。
电影从李存信抵达休斯顿机场开始，用超越时空的手法将李存信在山东农村以及北京舞蹈学院的成长历程和美国的留学生活交织在一起：一个本应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是高楼大厦林立人民生活富裕，而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中国，农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凡是中国部份的对话全部是中文（配英文字幕），当然少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语言”。
有些国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这又是老外在丑化中国——专拍中国过去贫困落后的一面，不管现在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我却被影片的真实所感动。为了忠于原作，剧组特地跑到李存信的家乡寻找外景，但是因为当地已经被纳入青岛市区，过去的村子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好在北京山区靠近长城的一个半被遗弃的小村落里拍摄了李存信的童年。
我儿时曾随父母到过山东老家，见识过那里贫困落后的生活条件。那时已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村子里才刚刚通了电，家家都晒地瓜干、吃煎饼裹大葱，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把“沙发”叫成“发沙”……，所以我知道，影片是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真实呈现给了观众，
当演到因“叛逃”美国而和家人失去联系的李存信，虽然在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功，受聘为休斯顿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却因为担心父母的安全而日夜煎熬，甚至梦到父母带着“反革命”的牌子被枪毙。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在老布什夫妇的关照下得以来到美国休斯顿观看儿子的演出，并在李存信谢幕时，由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领上舞台，和多年未见的儿子重逢。
那一刻，堂堂七尺男儿当着所有的观众和演员的面含泪给父母跪下了，那种溶入炎黄子孙骨髓里的忠孝仁悌，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能理解，但是他们显然感受到了，因为在我的泪水抑制不住流淌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观众也在擦眼泪。
李存信的父母还算是安然度过了那场浩劫，但是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中共造成了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出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被害的实例。记得小时候我就听姥姥说，“解放”初期，老爷就因为被怀疑加入过国民党而被送去劳教，最后死在路上。影片中的李存信亦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启蒙老师因不同意将枪杆子引入芭蕾舞而被冠以“挑战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大帽子被公安抓走。
有人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这种事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中国自由多了。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比喻再清楚不过了。过去中共是把人民的思想行为禁锢在一个圈子里面，超越它的范围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要遭到抵制镇压，现在这个圈子缩小了而且人民被限制在圈外而不是圈内：你可以为赚钱坑蒙拐骗、你也可以包养二奶，然而一旦你敢于涉足圈内诸如法轮功、西藏佛教、地下教会这些最根本的信仰问题，立刻会被监控、抓捕甚至虐杀。
现已移居澳大利亚的李存信已经从芭蕾舞台上退役多年，成为澳洲最大证券公司的亚洲部高级经理，还在2009年被评为澳洲最佳父亲的称号。谈到写《毛的最后舞者》的缘起，他笑称是因为太太厌烦了他每次在聚会上都要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因此督促他写出来。在克服了用英文写作的困难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部自传。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随即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
我要感谢李存信这只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没有把自己的成就归为“党的培养”，因为很多中国人，哪怕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也总忘不了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实际上，在中共几十年残暴统治下，有多少天才夭折，有多少青春被耽误，更有多少心灵被禁锢、扭曲。
李存信是幸运的，他在18岁心灵还在成长的时候即来到自由世界，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想飞起来，你得先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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