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当地以及来自外地的喇嘛在玉树地震后成为救灾主力。
近一个月，中国有两件世人瞩目的大事：“4.14”玉树地震及后续工作和五月一号开幕的上海世博会。它们前呼后应的吊诡关系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有惊人的相似。中国政府举国动员的形象工程都由撼山动地的大地震拉开帷幕，它给政府极力想做得尽善尽美的喜事抹上了浓重的悲情色调。
玉树僧侣的英勇救灾
更有意思的是，2008和2010历史演绎的相似还在于它们都与西藏僧人扯到了一起。前者的奥运火炬传递刺激了海外流亡藏人组织抵制和抗议，并引发了藏历新年前后拉萨主要寺庙僧人的游行，最终导致骚乱和流血冲突。后者出现的玉树寺院喇嘛僧侣积极救灾救人，形成一道亮丽的的风景线，几乎抢了技术官僚们在上海的风头。以至中宣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命令媒体要少报道玉树的僧侣，多报道世博会的工作。
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同时操办好红白喜丧都不容易。但能将丧事喜办、喜事丧办绝对是中国特色。所以，地震变成了成功的、伟大的庆功典礼；盛会变成了防范敌对势力破坏、打压异见声音的维稳重点。对此，即便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许多官员难以全面认同。在当今中共高层中最具有慈悲心、保留了最多的真诚的当属温家宝总理。在世博会开幕那一天，工程师出生的温家宝没有到上海去锦上添花，而是到玉树雪里送炭。也许他知道得最清楚，玉树需要工程师。
当人们看到成百上千的身披袈裟的僧侣在参与营救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顿生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同时，我们也会急切地盼望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到达参与营救。此时此刻，有一位叫岛津洋一（Yoichi Shimatsu）的日裔美国人在“新美国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后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更少的出家人”的评论。在谷歌上搜寻后得知，此君原为《日本时报》主编，曾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讲学，被那里的“新左派”学者奉为上宾。想必他对中国和中国的工程师政治（尤其是“清华帮”的工程师）都有所了解。
岛津洋一先生这样写道：“上周玉树大地震后，大量身着酱紫色袈裟的僧人在挖掘受难者；尽管他们行为英勇可嘉，但救援工作却因缺乏适当的设备和专业的训练而受阻。几十年献身于静坐修行、辩论读经并不能替代开推土机、操作吊车和用焊枪等世俗的技艺。简言之，西藏社会需要少一点僧人、多一点工人去应对危机时期棘手的繁杂事务。”
在同一篇评论中，岛津洋一先生还写道：“达赖喇嘛格鲁派的僧人们用原始的体力劳作的场景，正是往后看的浪漫主义的问题所在，它把西藏高原的人民束缚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乏力的状态中。尽管同样面对外部的恶劣条件和内部强大抵抗，其他的佛教社会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藏人却沉溺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幻觉中。”
官多害民的制度弊端
我完全赞同“西藏需要更多的工程师”的观点。但我想就岛津洋一的评论讨论下面一些观点：西藏是否应该少一点僧人？如果西藏的僧人减少了，是否工程师就会增加？工程师增加了，是否西藏人民就会生活得更安全幸福？根据中国官方数字，1959年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庙2676座，僧尼114925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解放西藏史》第23-24页）。到1998 年底，西藏人口已超过二百万，共计宗教活动点1700多处，住寺僧尼共约34000多人（“中国西藏新闻网”）。如果以1959年前的十分之一强为比较，今天西藏的僧侣当为二十多万。依据绝对数和相对数来看，西藏的僧侣都已急剧减少。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每年大学毕业工程师最多的国家，也是技术官僚治国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汶川大地震时，我们没有看到身披袈裟的僧侣，但代之的并非是会开铲车、操作吊车和用电焊枪的专业人员在第一时间去救灾，而是学生的父母和普通农民用原始的双手在废墟堆上寻找亲人。为什么那么多汉人设计师、工程师不把四川的房子校舍建得更牢更好？为什么没有“达赖喇嘛格鲁派的浪漫主义”的四川灾区汉民族仍然被深深地“束缚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乏力的状态中”？可见，把西藏地区今日的抗震问题归于僧侣或达赖喇嘛的格鲁派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中国工程师和出家人的多寡比例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他们可以为社会解决不同的身心二苦。中国人有一个至上的人生准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物。身披袈裟的出家人冲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不仅是利益众生、推动佛法，也是在身体力行这一准则。从工程师队伍中走出来的温家宝总理能远离都市浮华和权力光环，不顾年近古稀和高原反应，两周内重返玉树，也是可钦可佩。
我们又设想：假如清华科班出身的胡工程师在做西藏最高封疆大吏时，不是头戴钢盔、亲自上阵去弹压西藏的僧侣，而是更多地贡献他的“世俗的技艺”，西藏人的房子一定会建得更牢、救灾工作也会组织得更快捷。我们还设想：如果政府不用把积极救灾的僧侣看作潜在的敌人而予以驱赶，他们的世俗参与一定会减轻西藏“社会乏力的状态”。
最后我们又设想：当近万死者的亲人急切需要僧侣的帮助来超度死者的亡灵顺利升入上界时，如果政府不去驱赶来玉树援助的僧人，恐怕西藏人民会感到更多的今生今世的温暖，他们的“避世主义”和“宿命论”（岛津洋一先生把他们归罪于达赖喇嘛）也会减轻许多。
上海世博的精神缺失
世博会的功能有三：展示科学技术成就、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提升主办国家和城市的知名度。尽管没有类似电话之类的发明，中国的工程师治国展示了第一项成就，中国大国的崛起也在完成第三项功能。其实把藏传佛教在世博会上推出，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示中国的多元文化，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达赖喇嘛在全球声誉隆起就是多多少少受惠于此的。
再说，世博会就是一个国际大庙会，中国的大庙会从来没有缺少宗教内容的。据说上海世博局的官员就吃了这一方面的苦头。有报道说，由于世博会开场诸事不顺，上海市委常委开会决定，要玉佛寺的僧人为世博会重新开光，并彻夜诵经，“请求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保佑上海世博会平安、顺利和风调雨顺”。
如此看来，不仅僧人有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工程师也有需要僧人、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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