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到不少改良派观点，称百年前若不是辛亥革命“搞了局”，沿着满清“君主立宪”的路走下去，中国就避免了国民党、共产党独裁专制，早就实现民主宪政了。有些甚至对结束了数千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大肆攻击，满腔仇恨。笔者不敢笱同，意见如下，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历史不容假设，研究历史必须尊重事实，讨论历史重在吸取教训。
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无法再改变事实，所以百年后还一直执著地哀叹当年何不如此实在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况且，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一定有他客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不是任何人(如改良派指责的孙中山)主观愿望可以操纵的。对历史作假设性推测，和对将来作预测本质是不同的，因为前者已既成事实，再假设已毫无意义，唯一可做的是汲取教训；后者尚未发生，还存在可能性，所以值得讨论研究。
即使退一步讲，一定要对历史作假设，也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任意主观发挥。比如有人强调百年前的康梁改良如何英明正确，“国会请愿行动”如何强大，满清政府“君主立宪”如何诚意，如果老百姓有耐心等下去，早就如英国一样实现君主立宪了……这就不尊重历史事实了。
二，“国会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百年前清政府内外交困，如杨光先生所说，到头来当年血腥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不得不比光绪康梁走得更远，1906年宣布改行预备立宪。其后各省立宪派多次发动速开国会请愿活动，1910年6月清廷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①为由加以拒绝。10月，资政院在京开幕，立宪派又上书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呼吁各省当政大员给予支持，在许多城市发起请愿运动。资政院在立宪党人的活动和哀求下(原文如此，见①)，先后通过《请开国会案》和《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请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清廷慑于各地请愿和资政院以及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于11月14日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声称：“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草，又由王室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所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乃不能再议更。”同时下令：“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1913）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弟施行”。①企图以此来缓和内外矛盾，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对清廷宣布缩短预备期限，立宪派以为立宪有了指望，纷纷返回本省，但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等坚持即开国会的主张，并试图在京再次进行请愿。东三省也有许多代表到达北京。清廷命令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又将试图再次请愿的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发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国会请愿活动消沉下去。①
这些事实说明，当年并非像今天改良派所说的那样，强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提前召开国会，民主宪政实现在即。而是被满清政府压制下去，对立宪和开国会一再采用拖延战术。
三，沿着百年前清政府“君主立宪”路走下去，只能上当受骗
清廷发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谕旨后，1911年5月首先公布《新内阁官制》，新内阁以皇族为主导地位，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表明清廷无意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从而暴露了皇族集权的用心，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①是满清的强硬态度，令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广大民众均感到上当受骗，五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这个事实再次说明满清皇朝先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新内阁官制》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并非真心实行民主宪政。
四，“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10月29日，距离北京仅260公里的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扣留运发南方的军火，并与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联名通电，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滦州兵谏，近在咫尺，危机临头，清廷震惊之下，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才慌了手脚，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并宣布解除党禁，赦免国事犯，全盘接受《政纲十二条》，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资政院仅用三天时间即拟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3日由清政府公布。由于革命运动和全国局势的压力，《十九信条》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它仍然强调皇权至上。尤其是它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对于人民的权利只字未提，更暴露出其虚伪性。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晋藩教授认为：“《十九信条》与《宪法大纲》相比，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两者所处情况不同。《宪法大纲》草于君权未衰、民权未张之日，而《十九信条》成于革命兴起、民气横溢之秋。前者充分体现君主至上，后者贬抑君权，伸张民权。《十九信条》的颁布，是清末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它充分証明“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③，能够夺得和平请愿所得不到的东西，能够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清朝是封建专制的国家，被迫进行的宪政运动本来就不是它的本意，期望它来保障立宪运动成功进行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了。“所以，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是必然的。”” ②
五，被迫放权，为时已晚
平心而论，满清在危急时候推出的《十九信条》，虽然是在特殊时刻草拟出台的宪法大纲，却不得不体现了君主立宪国的基本原则：大大缩小皇权，并将其限制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大大扩充民权，选举产生国会，并强调法治，不得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史学家普遍认为《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是照抄日本《明治宪法》，而《十九信条》则是采用了英国宪法的精神，采取英国的“虚君共和”和“责任内阁制”。《钦定宪法大纲》与《明治宪法》相比，皇权远超而民权远不及；《十九信条》已经比《明治宪法》民主多了。认为它是“清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借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 ④
《十九信条》公布之后，驻京各国公使联合照会外务部，“声述各国政府对于中国颁布宪法信条十九项，均认为有价值之立宪政体，共愿扶助中国宪法之实行。”还有位日本法学博士在《盛京时报》评论说：“宪法信条则全然颠覆其国体，将树立极端民主主义，殆世界宪法史上希有之英断，直当谓之民主国也。”④可是，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革命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清政府抛出《十九信条》以后，并未能够挽回清王朝大厦将倾的败局，清政府的命运没有因为《十九信条》的公布而逆转。
六，历史惊人地相似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今天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形势与一百年前清末极其相似：当年慈禧太后也有四个坚持：“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统治不能变；最高皇权不能变。”一百年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简直是慈禧太后的翻版；慈禧太后将维新改良限制在洋务运动之内，邓小平也将改革开放局限在经济改革，绝不搞政治改革。慈禧太后废绌光绪，杀六君子，血腥镇压戊戌变法，邓小平罢免胡耀邦，软禁赵紫阳，血洗天安门广场……；所不同者，百年前人民大众对满清王朝极度不满，主要是因为外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非内忧：当时的老百姓私有财产得到保护，生活无忧。相反，今天人民大众对中共政权极度不满，则主要内因：中共六十年前化私为公，今天又化公为私，两次大规模掠夺人民财产，人民大众面对新三座大山，生活艰难。而非外因：中共政权末日心态，不惜牺牲环境资源，竭泽而渔“保八”，粉饰太平，麻痺人民大众，对外则宣称崛起，耀武扬威。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实行改革开放至今，整整三十二年了。可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令到中国社会迅速坠入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民怨沸腾，各类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人民群众民主呼声日益强烈，维权运动前赴后继，反抗运动此起彼伏。但是，百年前的满清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宣布“改行立宪”，好歹还有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且一再提前；今天的中共政权，却悍然宣布“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绝不搞三权分立，绝不搞多党制”，就算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最终达至双普选”迄今仍无路线图和时间表，更不要说大陆了。所以说，今天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比百年前腐朽昏庸的满清政权还不如。
七，“狼来了”的教训
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改行宪制”已喊了13年，从1861年洋务运动算起，“改革开放”已搞了足足半个世纪，等同于一个人从出生等到五十岁，都未见民主宪政的影子，老百姓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诚意，感到上当受骗了，再也不愿意等下去。于是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满清政府才不得不匆忙抛出《十九信条》，以挽救危局，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公布的第二天，贵州独立，随后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省也宣布脱离中央……。玩火者终自焚，这就是历史规律。
难道应该责怪孙中山革命派、新军和人民大众吗？难道应该要求他们一再相信清政府的谎言，永无止境地等待恩赐下去吗？难道他们就不可以用请愿以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吗？难道应该让他们在忍无可忍，革命终于爆发以后，放下武器等待《十九信条》落实吗？谁能够保証放下武器后，满清政府不会反悔食言秋后算帐？若真有诚意，为什么不在革命爆发之前颁布《十九信条》而不是《钦定宪法大纲》？造成民主宪政和平演变流产失败的责任，到底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人民？到底是假立宪还是辛亥革命？
大多数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童年时都听过“狼来了”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放羊娃以作弄人取乐，放羊时在山上大叫：“狼来了！”村民都放下手中的农活跑来打狼，结果发现上当受骗，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狼真的来了，却没有人再相信这个放羊娃的呼喊了，结果羊群全被吃光。请问：羊群被狼吃光了，能怪村民不来打狼吗？还是应该怪放羊娃一再欺骗村民呢？
近年来迫于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国内人民反抗愈演愈烈，中共不得不找俞可平、温家宝几个人出来唱唱白脸：“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独有，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公平正义比阳光更重要”……等同叫喊“狼来了！”，叫了三十年，民主在哪里？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我们只看到刘晓波、高智晟、胡佳、谭作人……在监狱里！
政治学家曾有研究结论说，极权国家解体往往并非发生在拒绝经济改革的时候，并非发生在危机爆发的时候，相反，往往发生在已进行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矛盾日渐累积的时候。前两年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由国王辛格主动取消君主制，一手推动实行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社会发生动荡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
对于效法百年前满清用假立宪欺骗中国人民，现在用假民主欺骗中国人民的中共政府，这就是“狼来了”的教训。一百年前满清政府不得不公布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人民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尚且忍无可忍，爆发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共断言拒绝任何民主改革，人民却已经享用现代发达的通讯，民智大开，难道反不如一百年前？笔者预言，冥顽不化的中共政权现在空喊民主，只说不练，现在不思民主改革，十三亿人会那么容易骗倒吗？到人民大众揭竿而起，一切都来不及了，历史将会重演，而中共的下场会比满清更惨，如若不信，立此存照。
附注：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章
② 张晋藩：“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是必然的”
③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
④ 陈茹玄《中国宪法史》
(写于2010年4月25日-4月2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于2010年5月6日“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