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个笑话，有个爷们看中了一套公寓，正准备下订单，突然内急，赶紧去厕所解决问题。当他返回的时候，那套公寓的房价已经涨了8万块。一泡尿花了8 万，恨得那个爷们连连抱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当北京的平均房价从去年的1万多“空中翻腾两周半”变成2万多的时候，脑子最后还没浑的人一定会张着嘴，露出七八颗大牙，一脸错愕地从嗓子的深部吐出两个字：疯了。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40多年前，当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用皮鞭和木棍将自己的校长卞仲耘打死以后，目睹或者耳闻这一悲剧的人们，个个倒抽了一口冷气，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暗淡的前方，然后发出弱弱的叹息：疯了。
五十年代有部描写中苏友谊的电影，好像是著名影星秦怡主演的，叫做《风从东方来》，如今，这个风变成了带病的风，谓之“疯”。“疯”从东方来，中国不知不觉成了“疯”的温床、“疯”的故乡，任何事情不搞到人人都癫狂、都痴迷、都忘乎所以的地步，那基本上就不算个事情。人们被“疯”左右，不知今夕何年。北京的亭子间需要200万才能拥有，上海的筒子楼随口嘴一张就是每平方3万5。中国人究竟是发了还是疯了，反正再“疯”下去，房价只和数字有关与百姓已经完全没有关联了。楼市变成了虚拟经济，就和在期货上购买加拿大小麦和美国大豆一般。
孩子小的时候都有一种毛病，叫做“人来疯”，就是说一旦有客人到访或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孩子通常会出现一些反常的言行。小孩子的“人来疯”属于幼稚病，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会有所改变。号称有5000年历史文明的古国怎么也不成熟老是得“人来疯”呢？那可是国家病。这两年，咱们股票疯过、银行疯过、楼市疯过。现在这种“中国疯”甚至变成了华夏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和通用商标，有的人还为之欣喜乐狂，说什么这就是“崛起”，就是盛世。直到近期中国楼市价格出现火箭上天般的飙升之后，大陆政府以及有识之士终于觉得有点玩过界疯过头了。但是，要让自己安静下来、正常起来，谈何容易？光凭温宝宝掉几滴泪、动几次情，光凭《人民日报》发几篇社论能行吗？要疯还是疯，因为这个社会骨子里是让人疯的。
芙蓉姐姐被中国不少人认为是十足的自恋狂和不折不扣的疯子，但这个女娃为什么近十年来一直很风光？因为她让民间娱乐生活高潮迭起，社会给她的“疯”以极大的空间，大家不以疯为丑，相反，还觉得这种疯狂，是社会以亢奋的方式呈现出的繁荣和活泼。
没有疯了的执政党，就没有疯了的政府，没有疯了的社会就没有疯了的民众。当年股票疯狂的时候，在中国没有炒股的人基本就属于白痴，因为股市成了灰姑娘变成白天鹅的魔器，杨白劳进去黄世仁出来，永久自行车进去奔驰轿车出来。但好景不长，当人们翘首上海股市冲破8000点的时候，冷不防一个倒栽葱，跌得好多人至今还伤痕累累。
“中国疯”走过了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的转换，中共当年的全民崇拜、阶级斗争、破旧立新、串联武斗、上山下乡以及所有政治整肃运动，都是一种政治疯狂的产物，如今这些特质全部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共喜欢把这种疯狂叫做“热”，好像只是有点火爆，有点躁动。殊不知，每次这种“疯”都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创痛，股市疯，让无数人一夜赤贫；银行疯，造成巨额呆账坏账最终都成了死帐；楼市疯，把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降为零。
“中国疯”是一种兴奋剂，它让社会短时间沉浸在一种兴奋状态，并通过这种兴奋来表现某种瞬间的繁荣。执政党需要的是通过这种疯狂诠释他们施政的成果，并教育他的人民，自己是如何如何绝顶聪明，虽然没有经过选举赢得了政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全心全意、鞠躬尽瘁地为人民操劳。
中国疯是一个风向球，因为当一个社会经常通过疯狂被人解读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是病态的，它的亢奋是一种回光返照，它的躁动是一种心神不定，它的浮华是一种情绪失控。如果不从这种周期的疯狂中发现深层的社会病灶，那么极有可能会被这种疯狂彻底摧毁。当一个社会不能制止或者约束这种疯狂的时候，最后彻底疯狂的就是领导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自己。
“中国疯”说到底是一种危机，它嘲弄的是常识和规律，社会用夸张的方式来体现的不是良辰美景，而是末世狂欢。疯狂到最后，人人都失去了安全感。贪钱的官员要把钱藏起来，装成清贫如洗的叫花子。谋取了不法之财的奸商，要把黄金白银全部转移到国外，假扮亏损大户的法人代表。由于大多数平民没有在任何一次社会的疯狂中得到好处，个个都是上当受骗的主儿，于是乎，杨佳这样的人来收拾残局，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乎，丧心病狂的暴徒把罪恶的手伸向了幼小的生命，泰州校园血案告诉人们，亡命之徒要用极端的手段来报复社会，并用这种方式产生的后果恐吓社会。
“疯”从东方来，善良的人们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