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在河南郏县，交警、防暴警、协警、武警及城管队伍，一起出现在北大街，场面十分雷人。不知内情者，猜测该县可能发生了严重骚乱事件，其实，这里没发生任何险情，也没见到任何危险分子的影子。这次调动武装力量和城管武力，目的很单纯，他们仅仅是为了强行拆迁一条500米长的小街。
不同意拆迁的居民纷纷爬上屋顶，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要挟”武装力量的“筹码”，和该县地方武装对峙，任凭拆迁方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强拆的队伍，是开着救护车去的，据此看来，他们本有付出被伤代价的决心，也可能打算救治被他们打伤的居民。还好，其间有六、七个妇女和男子被防暴警强行拖离现场，但警察城管联队并没开火，也没强攻民房实施抓捕。这可能算是临场手下留情吧，要不，抗拒拆迁和围观的居民再多，也不够这队虎狼威武之师收拾的，一旦冲锋令发出，那时候出不出人命，谁也当不了家了。不过，道理应该这样讲：尽管尚未酿成流血事件，但命令出警强拆的决策者，至此其罪错业已铸成。
我不否认这种事通常都和钱的数额有关。拆迁的一方坚持补偿款不会增加，而被拆迁的一方坚持认为钱太少、不合算。双方协商不果，于是形成僵持局面，而这局面就让政府和官员不能容忍。可是，搞拆迁，搞开发，任谁说这都是经济活动，不管给开发项目加上什么堂而皇之的名号，赋予其多么重要、伟大的意义，无论如何也总不能视其为“平叛行动”或军事行动、治安行动。这是做生意，必须讲协商，讲契约，允许讨价还价。否则，政府犯得“欺行霸市”这条罪还是轻的——谈不拢就动武，就动用国家武装力量逼迫原来的“商业伙伴”就范，这算干什么？这是什么人、什么势力的作为呢？
政府一翻脸，老子现在不是试图说服“该迁户”的商人了，老子现在是警察，是暴力！如此，什么生意、任何市场都可以霸完了事，只有暴利，没有赔本一说；而对面的人们都是“肉票”，不存在政府的商业对象。
权力通吃，通吃过程中如果不愉快、不顺利，即命令武装力量介入。我们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建设、项目开发？我们还要问：这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权力、一种什么样的世态？
被拆迁户并非坚拒搬出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但是政府这次的拆迁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补偿的标准过低，北大街早已是郏县县城规划区，再按照原先集体土地的标准进行补偿，显然说不过去；二是在拆迁中政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式，一家一家地做工作，而不是张榜公告做到公开透明，这样就存在很多猫腻。况且，政府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举措，即：拆迁的居民户数是69户，却被虚报成了138户。
被拆迁户没有漫天要价，他们的理由和要求完全合理合法。他们不是不怕政府和警察，只是，面对越拆越穷的前景，他们更感恐惧和不堪。是拆迁后的“穷困恐惧”，逼迫着他们生发了对峙警队的勇气。中国老百姓本是由衷怕官、怕警察的，凡是不怕的时候，都是由于遭遇了另一种可怕的东西。行文至此，我不由想到那个刚被处以极刑的“郑屠刀”，此人穷愁潦倒的开端，即起于多年前的一次“穷拆”。由此，他冬住客厅、夏睡阳台，始终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谁能断言南平的那些无辜儿童的命运，和郑一刀家那一次的拆迁过程没有某种关联呢？或许有关吧，而这种或然实在事关重大。
拆迁不透明，还对群众质疑不屑一顾。政府这一方，断定以低成本拿下拆迁区很有必要，并且认定为此值得出动警力，甚至值得为此付出伤亡的代价。相对货币的交易支付，警队和（无论哪一方的）伤亡的这种“人本”，可以降低经济成本；而使用警队和付出伤亡代价，就相当于使用低成本的商业工具。至此，武装力量，即蜕变为“经济机器”和官商家丁。
由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拥有进攻性武力做后盾，中国城乡强拆过程中的悲剧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揭示了官员和商家、权力与公众权利的真实关系。“拳头才是硬道理”的理念，通过如此诸般的“权力示范”，深入国民心理；武装力量频频出动的巨大效应，不断对大家灌输“不必讲理讲法、也无理无法可讲”的现实法则。对此可悲的现实，乐观者，非愚即奸。
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以暴力、胁迫手段实施搬迁，均属非法；而调动武装力量实施强拆，不仅违反民法、行政法，还危害社会安全，属于具有“颠覆”性质的公共安全事件——这一断言，总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