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南地区的旱情还在继续扩展，降水较常年同期减少五成以上，部分地区降雨甚至减少了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水量为历史最少。干旱已经蔓延至湖南、广东、甘肃、河北、山西、宁夏和西藏等地区，长江上游已经出现罕见枯水位。
还有多久才会有较大的降雨呢？谁也说不清。据《亚洲周刊》报道，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对越演越烈的旱灾作出了反省。她说：“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求；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九十年代末，她曾经带着专家组去考察了已经死亡了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亲眼看到了胡杨林枯萎、绿洲化为沙漠。特别是当她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就是塔里木河断流的祸首之时，感慨万千，说：“我们这些干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鉴。”
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请她去给部长们讲水利，她就讲到塔里木河。首先承担了责任，表示“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当年我当部长时的责任”。这真是很了不起，能够自我反省，承担责任。对此，我个人是很敬佩的。至少，这在中共统治集团中是一个异数。
但是在我看来，钱正英的反省还是存在一些矛盾和模糊的地方。比如她说中国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开展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她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又对当年大兴水利建设持肯定态度。认为八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清理极左，对水利建设批评颇多。此后忽视水利，资金被大大地削减。85年后，全国粮食产量徘徊，农业形势严峻，各方才又重新重视水利。
我认为钱正英的回顾和反省存在着矛盾和模糊之处。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是一个问题，但仅仅是“标”，过度开发则是“本”。从应急的角度看，对水利工程的恢复和必要的建设是需要的；但从长远的科学的观点看来，则应该断然恢复河流的自然生态，切实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水土流失，改良气候。靠水利工程来解决旱灾是行不通的。
生态科学的一个基本定律就是解决生态问题主要靠生态手段，而不能依赖工程手段。工程手段毕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饮鸠止渴，是一种短期行为。但凡短期行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西南大旱以来，占压倒优势的舆论是反省水利工程失修。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认为中国农田水利工程存在长期欠帐问题；云南的一位县长李云龙认为这次缺水是工程性的缺水，还说大旱叫人们认识到小水窖的重要性。
好啊，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建水库。索性把中国所有大江、大河都碎尸万段，变成一个接一个的梯级水库。现在中国已经有8万多座水库，世界第一；再努一把劲儿，提高到18万座水库，再给每家每户修一个小水窖，把水利工程进行到底。如此，缺水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前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说“我们这些干水利的干过了头，破坏了生态”，意思是生态欠帐。而现任水利部副部长则认为是水利欠帐，这实在是很有意思。
我还是认为钱正英先生的这段反省是深刻的：“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求”。不过，我不认为这个错误的源头在她，而是在制度。
在一个产权不清的国度，毁灭环境的短期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多年前我一再警告，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畸形制度，将剥夺我们后代的生存权。不料生态灾难如此急速逼近，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权也遭到了挑战，这真是报应，是大自然对我们集体极度自私、苟且偷安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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