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所以成为媒体反复炒作的话题，根本的原因是许多人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深感困惑，找不到满意和信服的理解。
我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六四”以前的“中国模式”是不能与“六四”以后的“中国模式”混为一谈的。“六四”以前的“中国模式”，是文革乱局与毛去世形成的特定政治环境下，极权国家的领导人响应民意丶自我革新的勇敢尝试，而“六四”以后的“中国模式”，则是被“六四”风波和“苏东”解体震惊的权势集团，顺着变革的牺牲者炸开的突破口，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极权体制的生存作怯懦挣扎的产物。虽是同一个极权国家，但两个阶段当权者的精神和道德状态大不相同，因此，经济高速增长的性质和后果也大不相同。
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困惑主要来自于如何理解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解放性”，即对民间和地方自主性的解放，而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则越来越具有剥夺性。那么，这种高度剥夺性的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实现呢？我认为借助庞氏骗局这个博弈模式，可以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深一步的理解。
庞氏骗局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要素是引资者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不道义因而不可持续的游戏，第二个因素，引资者能让足够数量的投资者相信，有短期获利的很大可能。缺少任一要素，庞氏骗局都不成立。庞氏骗局是不准备对投资者负责的，但这并不排斥引资者让部分投资者一时获利，尤其是让先投资的人获利，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但不论是否有投资者从这个游戏中获利，引资者自己对游戏的道德基础和可持续性并无信心，决定了这个游戏必定以不良后果而告终。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特殊的庞氏骗局，因为主持这个骗局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极权国家。经典的庞氏骗局，主要是用后来者的投资去付先来者的红利，这样，只要后来者增加的速度足够快，庞氏骗局就能得逞。我们看到，由极权国家主持的庞氏骗局，是用透支国民的福利和未来来吸引外资的。吸引外资本来不是坏事，但中国当权者一方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明显向右转，用不顾长远，不顾后果的劳工政策丶社会政策和环保政策让外资获得暴利。
早有明眼人，比如预言中国崩溃的章家敦，看穿了“中国模式”的庞氏骗局本质，但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以举国之力支持的庞氏游戏，具有极其可怕的迷惑力。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勤劳的中国人确实创造了不少真实的经济奇迹。而正如许知远所说的，把中国人的经济成就与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及各种弊政混在一起冠以“中国模式”，实际上助长了庞氏骗局的欺人效应。
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地方政府以至黑社会效仿中央政府，发展出形形色色的庞氏骗局，已经到了中央无法控制的程度。这些骗局不断引发大大小小的灾难。近来西南发生的大旱，以及接连不断的矿难，无不与庞氏骗局掩盖下政府多年的积弊和基层失序有密切关系。西南的旱灾表面上看纯属天灾，但已经有人指出，此次大灾后面有极大的人为因素，中共水利政策的根本性错误以及近年在林业开发方面的急功近利，才是真正的祸根。至于制止不住的矿难，则充分暴露了中国的底层已经陷入令人难以想像的极度混乱，每一天都在制造人间惨剧。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威胁最大的庞氏骗局，就是地方“土地财政”引发的房价飞涨。最近，新华社不同寻常地连发五篇文章，痛斥地方政府的腐败酿高房价，说明中央当局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房地产的庞氏游戏崩盘，就可能引发更多庞氏骗局崩盘，这不仅将带来更大的灾难，也将赋予“中国模式”十分尴尬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