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下达关于加强管理意识形态、打击自由化思潮的中央文件。胡锦涛在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对胡锦涛在四中全会的大动作，当时有各种评论。有的认为胡锦涛“要用毛泽东思想纠邓小平的偏，走回毛泽东之路”，有的认为只是胡锦涛为巩固个人权力讨好“左”派的策略运用。胡锦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第一， 胡锦涛四中全会讲话不是策略运用，是露出庐山真面目。
回过头看，他的“宪法高于一切”、“执政为民”“新三民主义”，倒是欺骗民众的策略运用。因为那时权力尚未巩固，胡锦涛需要舆论支持，从江泽民手中拿到军权。现在军权到手，可以大显威风了。胡锦涛提到的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等等，不正是当初人们响应他的 “修宪”号召，提出的种种建言吗？今天一棍子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还要“严厉打击”、“绝不能手软”！这是以表明他前一阶段的“放”，不但是 “骗”，还不无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味道吗？
第二， 胡锦涛不是“走回毛泽东”，也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纠邓小平的偏”；而是“十足邓小平”的“两手硬”。
邓小平的“两手硬”，一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硬，另一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硬。胡锦涛的四中全会讲话，正是“左” 右开弓，两手都“硬”！所以是“十足邓小平”。胡锦涛那些话，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都可以找到根据。胡锦涛比江泽民更邓小平，不会回到毛泽东。江泽民倒是一度离开过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差点“回到毛泽东”，被邓小平的“九二南巡”纠正。
第三， 胡锦涛的目标，就是把开放式奴役制度的邓小平帝国推销全球。
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周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海外和香港媒体，都在竞相歌颂当年下令开枪的邓小平和今日邓小平帝国的统治者。一篇题为《邓小平自我平反六四：南巡执行赵紫阳路线》（亚洲周刊）的文章写道：
“研究六四历史的学者，都不会不同意：‘六四’当天最后下达开枪命令的是邓小平。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负了历史的骂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实质上自我平反‘六四’，让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落实，也让和胡耀邦关系密切的胡锦涛接上了班，当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让当年和赵紫阳一道的温家宝接任总理，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文章最后的结语是：
“今日的中国，是否可以出现一个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完成二十多年前中国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视为师承胡耀邦的胡锦涛，是否可以展现‘二胡’的魅力，寻回飘远了的时代共鸣？”
有趣吗？按照作者的逻辑，在邓小平“生命的最后岁月”，落实了赵紫阳的经济改革路线；在胡锦涛统治下的今日中国，落实胡耀邦的政治改革路线也是可以期待的了。
可惜这是神话，或者叫“迷思”（Myth）吧？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邓小平不可能自我平反六四
首先，“邓小平自我平反六四，让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落实”不是事实，也绝不可能。“六四”屠杀“换来稳定和发展”，成了邓小平晚年得意之举。愈到 “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愈自我肯定，而非“自我平反”。这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中处处可见。如一九九一年苏联发生八月政变（八月十九日）的第二天（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找到家中谈话。邓小平说：
“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邓小平始终把“六四”屠杀提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不但要讲，还要用”的原则高度，一再予以肯定；而且对外宣布，“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这才是邓小平的真面目，他怎么可能“自我平反”六四？
赵紫阳可能也未能消除对邓小平的幻想，以为他同邓小平的分歧，没有邓小平同胡耀邦的分歧大，只有“反对戒严”一事。但邓小平却不这样看。邓小平反复强调，“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最后一篇一九九二南巡讲话，邓小平是这样讲的：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指胡耀邦和赵紫阳），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邓小平的立场一清二楚。“经济上出问题”，反对改革开放，提倡鸟笼计划，都能让。唯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出了问题不能让！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和邓小平帝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所以对陈云，对姚依林，对邓力群能让，唯独对胡耀邦、对赵紫阳不能让！对第三代不能让，对“以后的几代”也不能让。这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怎么可能出现“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呢？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邓小平帝国永远的禁忌，必须在历史上抹得一干二净。
胡锦涛不会师承胡耀邦
其次，胡锦涛与胡耀邦关系并不“密切”，更不会“师承胡耀邦”。
一九八○年代初胡耀邦物色接替团中央书记韩英的人选时，选中的是清华大学的罗征启。胡耀邦亲自对罗征启进行考察，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清华造反派去抓罗征启，罗不在家没有抓到，抓了罗征启的弟弟当“人质”。他弟弟有点弱智，被装在一个麻袋里，天气热在途中闷死了。粉碎四人帮后追查凶手，追到了那几个绑架者。
罗征启看到他们只是普通学生，当时要抓的是他本人不是他弟弟，考虑到这几个年轻学生在那种大环境下犯的错误，主张不要过份追究。胡耀邦很欣赏罗征启思考问题的这种大格局，加上罗的思想文化水准和工作能力都很强，就选中他到中央党校培训后，安排先担任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等共青团换届时接任团中央书记。
罗征启在党校培训期间，发生了一件事。陈云的女儿利用特权侵占出国留学名额，社会影响很坏。罗征启出于好意，给陈云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希望他劝女儿放弃以示大公无私，足以挽回影响；没想到陈云下达指示，“这种人不可重用”。学期结束，所有学员都走光了，罗征启独自一人留在党校宿舍等候处理。胡耀邦也无可奈何，最后让他远离北京，任深圳大学校长。
后来接替韩英的团中央书记是邓小平看中的王兆国。胡锦涛是王兆国任书记时，宋平从甘肃推荐到团中央的，曾经接替王兆国做过短时间的团中央书记，因与团中央的“太子党”陈昊苏、李源潮们处不好关系，去了贵州，又去西藏。最后提拔到中央政治局，是邓小平拍的板。邓小平选他接江泽民的班，看中他的当然是能 “师承邓小平”，而非“师承胡耀邦”。
胡将邓“中国模式”推销全球
过去曾有人称胡耀邦、胡启立为“二胡”，也是误解，胡耀邦被废黜后还向李锐澄清过。胡启立虽然很长时间在团中央工作，与胡耀邦共事甚久，也只是工作关系。胡启立被提拔到党中央，是一九八○年代初他在天津工作时被邓小平看中决定的。社会上流传的所谓胡耀邦的“团派”如何如何，这样的“派系”根本不存在。胡耀邦的确在共青团培养了一些思想开放、喜读书、勤思考的人才，项南就是一个，罗征启也是清华大学团委的优秀人才。但这样的人才，总是被陈云专政派打击诬害，胡耀邦想用也不可得。
胡锦涛初登政坛时，曾被称作“谜样的人物”。如今他已执政七年（二○○二──二 ○○九），只剩下三年任期了，似乎人们还没有猜到谜底。有人说他“聪明”，有人说他“平庸”；有人说他“开明”，有人说他“保守”；有人说他“师承胡耀邦”，有人说他“回到毛泽东”。其实此谜毫不难解，只需翻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照胡锦涛之所作所为，就明白胡锦涛走的路，不过是遵循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让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开放的民族主义新奴役制度帝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并将此“中国模式”推销全球。
○九年七月十五日美国新泽西州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