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间谍混入梵蒂冈被识破
二战时期的梵蒂冈一直给人以神秘感，它跟纳粹德国的关系也饱受争议。最近，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份英国军情五处的秘密档案，这些材料显示，德国曾派出纳粹间谍伪装成修道士渗透到梵蒂冈，结果由于间谍们对女人比对修行生活更感兴趣，他们的身份很快暴露了。
纳粹对梵蒂冈充满戒心
梵蒂冈自1929年建国之初，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国家。1937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公开谴责纳粹主义，德国所有天主教会的讲坛都宣读了这份教皇通谕，这被视为第一个官方反纳粹宣言。希特勒为此勃然大怒，纳粹也招募线人，广泛搜集有关教会财政状况的情报，连主教、神父和普通天主教徒的政治观点和活动也在其调查范围之内。1939年3月，新任教皇庇护十二世即位后，梵蒂冈极力避免卷入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但纳粹对罗马教廷的防备没有改变。
纳粹德国主要对教会活动的两个方面感兴趣。梵蒂冈明显对共产主义怀有敌意，教皇对苏联的敌视也是有目共睹：在苏芬战争期间，庇护十二世谴责苏联进攻芬兰；1941年，教皇重申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帮助共产主义者，也不允许教徒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希特勒却无法摆脱一个不合逻辑的念头，即梵蒂冈和苏联将会结盟。因此，当1942年庇护十二世让两名天主教高级神职教士前去学习俄语时，柏林开始不安和焦虑。此外，纳粹领导人如马丁•鲍曼和海德里希对所谓的“政治天主教”极为关注。纳粹高层确信，教会试图在德国建立除纳粹党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于是他们秘密监视梵蒂冈和德国各主教之间的联系。
因此，尽管后来庇护十二世一直被批评在拯救犹太人方面做得太少，还有人表示，梵蒂冈和柏林甚至有一种默认的同盟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纳粹不仅不信任梵蒂冈，还派出大批冒牌神父，前去窥探梵蒂冈是否有针对纳粹德国的密谋。英国军情五处最新的解密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一次失败的间谍行动
这份解密文件显示，纳粹为了刺探情报，让间谍们假扮成修道士潜伏在梵蒂冈。这一方案最初由生活在罗马的一个反共纳粹同情者想出，他叫迈克尔•凯迪亚，来自格鲁吉亚，因此该方案被称为“格鲁吉亚修道院行动”。凯迪亚的这个想法迅速被柏林的纳粹官员认可。令德国人没想到的是，英国情报部门对凯迪亚的来历一清二楚。
1943年秋季，由于盟军进展神速，罗马即将解放，德国人不得不准备撤出罗马，“格鲁吉亚修道院行动”的步伐也加快了。此时，英国军情五处得到了以意大利警察身份作掩护的线人朱塞佩•多西的告密，他在报告中写道：“（纳粹的）阴谋是利用罗马那幢拥有外交豁免权的梵蒂冈建筑物”，“该计划（包括）在罗马建立一所受梵蒂冈保护的格鲁吉亚修道院，然后让间谍们混在修道士中，并同德国情报部门保持联系”。多西的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修道院内的两间房屋“专门用于存放发报机、电池和其他秘密材料”。
柏林方面认为，在修道院中伪装成修道士和神父堪称最完美的掩护。随后，纳粹出资、凯迪亚出面，在圣伯多禄大殿以北的罗马蒙特维多区购买了一幢建筑物，改造成修道院。6个德国间谍伪装成修道士和神学院学生潜伏于这个修道院。然而，事件的进展完全不像纳粹预期的那样，这些间谍不久便引起了梵蒂冈官方的怀疑，原因是这些人不仅对天主教教义缺乏了解，还对女人特别感兴趣。
后来，梵蒂冈方面给德国驻教廷大使写了一封信，称已知晓纳粹这一行动的基本情况，并对其表示“谴责”。“格鲁吉亚修道院行动”被迫中止。
教皇不依靠反间谍行动
“格鲁吉亚修道院行动”只是纳粹众多秘密行动中的一个。据相关报道，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人对梵蒂冈这个基督教世界中心有一点认识很清楚：它流言盛行，谣传肆虐。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1943年向柏林的外交部报告说：“我们不要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语，我们要的是确切的、事关重要的消息。”魏茨泽克负责控制当地的间谍网络，他手下的间谍们负责监视盟国大使们的行动、窃听电话、监听梵蒂冈无线电广播和拦截电报。
教会史专家罗伯特•格雷厄姆表示，庇护十二世模糊地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不过，为了同德国人抗衡，教皇更多地依靠他周围人的忠诚，而不是采取反间谍行动。魏茨泽克曾在报告上注解说，教皇的亲信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工作，因为信仰在支撑着他们。”另外，不少于5家纳粹情报处在罗马活动，他们提供的情报经常互相矛盾。因此，德国人几乎得不到教廷的核心机密。
格雷厄姆在他跟人合著的著作《不畏神圣：1939-1945年纳粹德国针对梵蒂冈的间谍活动》中称，虽然纳粹在罗马的渗透没有成效，但德国人的密码破译工作非常成功。纳粹系统性地拦截、破译和读取了教皇同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之间的秘密通信，成功破译罗马同教廷驻柏林公使恺撒•奥森尼戈大主教之间的通讯密码就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