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当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学面对记者如此“扪心自问”的时候，我相信她脸上的表情一定会非常配合地真诚。这大概是在重庆召开的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七届五次全委会最动人的一幕了。然后，接受完记者采访的铁凝同学坐着专为接送作家准备的奥迪车，回到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梳妆打扮之后，来到餐厅吃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多么和谐的场景啊！作家们的待遇甚至超过了北京两会的委员和代表。北京是现首都，重庆是前陪都，继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之后，如此高调地接待“作协表扬团”，其间的意味堪称深长。
西南大旱，重庆同样也属旱区，因此同为作家的阎延文方才痛斥中国作协：“一向被国家斥巨资和正部级行政级别高额供养，面对灾情却如此不关痛痒，极尽挥霍，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在天灾人祸面前，这样的批评显得大义凛然，当然也会引人共鸣；但我觉得阎延文指控错了对象：“极尽挥霍”的并非中国作协，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是由承办方出资的，本次的承办方是重庆作协，背后当然是政府买单，因此薄熙来才会以“老板”的底气与近200名作家“座谈”，对这些著名或者知名的作家们耳提面命。
对一次行业内的会议“极尽挥霍”尽可批评，但我认为此次中国作协的“重庆会议”有更深刻的寓意在内，那就是极其深刻地映照出中国作协及其属下作家们的心理心态和生理生态。简而言之，两个固有的词汇就可以形象地加以描述：“圈养”，和——“豢养”。
圈者，养畜之栏也。对中国作协及其属下作家们来说，奥迪车、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和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就是他们的“圈”。他们在“圈”里开会，在“圈”里发拿不到稿费的牢骚，从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圈文学”。在这个豪华的“圈”里，他们当然“享有极大的自由”。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铁凝说：“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中国作协及其属下作家们当然不会坐牢，因为他们牢牢地坐在“圈”里。
豢者，以谷圈养豕也。请注意，精细的古文对“豢”有明确的区别：用高级的谷类养猪狗称“豢”，用低等的草类养牛羊称“刍”，故此牛羊有“反刍”一说。薄熙来以“老板”的底气与近200名作家“座谈”，对重庆作协提出五项任务：1、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编写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2、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重庆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写百首能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3、与中国作协合作，办一台重庆版的“春晚”；4、请文学大家到重庆高校和中学任客座教授；5、请作家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生动传神地反映当代重庆人的生活与创造。“豢养”是为了吃猪肉用狗腿子，所以薄老板提出了“圈养”的交换条件。“对薄书记的提议，在场的作家和重庆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被豢养者”对“豢养者”的真实写照。
感谢中国作协，用一次豪华会议让我们深刻体会了什么叫“圈养”和“豢养”；感谢重庆政府，用一次豪华会议让我们深刻体会了什么叫“陪都”和“首都”。在感谢二者之前，先感谢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