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号看到一个报道，中国忽然之间有13家报纸同时登载了一个相同的社论，这个社论就是要求废除从1958年开始的已经执行了52年的户籍制度。
这个户籍制度是限制人的居住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你在户口控制之下，哪里都不能去，你要去的话，你必须要得到本地政府的批准。如果不批准，你就不能动。就算批准了，你到了城市工作，如果在城市里忽然没有工作了，你要被赶回来。
在城市里你也得不到任何国家的保障和福利。比如说孩子上学；又比如说生病到医院，没有人管你，因为你必须回到本乡。这是中共集权制度控制老百姓的一个最有效方式，也可以说是中共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吧。
几十年来在这个制度下，造成无数的灾害。我们知道从1958年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毛泽东死，户籍制度都是控制人口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其中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必须把户口落在乡下，落户以后你就回不了城。所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制度，杀人不见血。
这个制度到了所谓改革开放的1978以后，不得不作些调整。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共要建设新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大量人力在城市里工作。城市里已经没有人可以造房子、造马路、造汽车，所有这些建设，包括修铁路等等，无不需要老百姓，所以，这些老百姓都是从乡下来的。
在控制人口流动方面，只能稍微放松些。这就是后来文献上、报纸上、媒体上所讲的“盲流”，人数在一亿上下，都是从乡村到城市找事情做的人。这些人帮中国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立了大功。
但是这些人在城市里是完全没有居住权利的。比如说他们孩子上学，是没有学校可进的。他们只有自己办学校。他们办了学校以后，如果这个学校的地址，地方政府要有其它发展计划时，就要把他们房子拆掉。这个事情在北京和其它各个城市都发生过。
因为得不到保障，只要他们失业，马上就被赶回本乡。所以这些人是非常可怜的，可以说是最下层的老百姓。我想，共产党内部也有一派人认为户籍制度是过时的，应该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始终没有实行。人大会里有一位名字叫张全秀的代表，他也认为户籍要改革：“痛，还要痛多久呢？”
可见要求改革的不只是报纸的编辑、也不只是报纸的工作人员、也不只是工人、农民，而且中共党员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有这种看法。但这个看法在党内被顽固派抵制、被保守派抵制，因为这是他们控制老百姓最有效的方式。
这个社论出来几小时以后，在网上就找不着了，就被禁了。中宣部直接干预，像张宏、社论的主要起草人，就被解职了。他从《观察报》网站被开除了。另外，他的同事、跟这个有关的包括十几家报纸，都受到中宣部的警告。换句话说，共产党用全部的政治力量来镇压这件事情，要把这个事情消灭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唐，而且非常离谱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引起严重的后果。老百姓的愤怒已经不能忍受了，在社论上、在其它网站上的言论，我们都看出来，老百姓对这件事是愤怒至极，因为他们的自由被限制。
这里，我们想到共产党提倡儒家的荒唐之处。儒家是从头开始，中国历史也是从头开始，老百姓有选择居住的自由。孔子讲要“择邻”，住家要选择好的地方。孔子自己的生活，家庭就从这个乡下搬到那个城市，这是绝对自由的。还有孟子，他母亲为教训儿子，可谓“孟子三迁”，搬家三次。
孟子与梁惠王讲话，梁惠王问：我怎么样才能使我的百姓人口增加，让别国老百姓到我这儿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仁政，施行仁政，孟子说，他们自然就会来了；如果你不实行仁政，没有人会来。如果你实行仁政，做官的人要到你的朝廷来做官；老百姓、农民要到你的土地上耕田；而商人也要到你的市场上做生意。
孟子话讲得很清楚。这话是在战国时代说的，迁移是绝对自由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战国时出现的所谓“游市”、“游民”，就到处可以跑。虽然有某些通行证的需要，但基本上是自由的。
中国城市发展越来越快，都是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结果。比如说南宋的杭州，现在有很多人研究它。本来城市不大，后来因为农民进城工作了，人口就增到了几十万人。在北宋没有亡以前，开封也有上百万人，这都是城市里慢慢迁过来的。唐宋时代，正是中国都市发展的时代。
所以我们从传统上看，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是有迁居自由的、有保障的。在国民党时代也是可以自由迁移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从1958年户籍制度、户口制度正式在全国实行以后，老百姓就失去了自由。共产党如果真想实行儒家的仁政，它就应该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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