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根据电子邮件整理）
2010年3月5日是遇罗克为抨击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追求人人平等而献身四十周年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夏季中国文革期间，“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言行席卷城乡。中国各地开始以暴力手段清算有产者、反革命、坏分和右派及其子女。除了抄家，更有些地方开始直接虐杀这些已然成了社会底层的贱民。贫穷、革命、行伍出身者们高唱凯歌大开杀戒，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中国。正在此时，一九六六年秋，北京一位青年工人发表一篇长文《出身论》，严厉抨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人格、地位和未来前途的观点和做法，引发中国社会广泛回响。为此不到一年，这位勇敢的青年被捕入狱，不到四年，二十七岁的他为人人平等的言论和思想献出生命。这位勇敢而不幸遇难的青年就是遇罗克。
四十年前的三月五日，是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日子。遇罗克遇害九年以后的一九七九年，遇罗克一案获得平反。不过，因为中国的言论控制和信息封锁，文革后出生的人知道和了解遇罗克的并不多见。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记者专访了现今旅居美国的遇罗克当年《出身论》发表的刊物，《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也是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先生，请他回忆遇罗克的言行，抒发他作为胞弟和同仁的感受。
北：谢谢您接受采访。大家都知道，您的哥哥遇罗克是一位类似于马丁·路德金式的人权英雄，现在中国民间社会，基本上我看都是这个评价。而且他是坚持人人平等这个普世价值把自己的生命都付出去了。我想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哥哥遇罗克的生平和事迹。
遇：好。关于遇罗克的生平和事迹，我只说说感触比较深的一些事。首先来说你刚才说的，罗克是为了平等这个普世价值而献身，这个评价很好，我也是这么认为。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是宣扬平等。我们都知道，血统论已经实行很多年了。我的印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了。为什么？专制统治绝对要实行不平等，它要把人分成等级，这是一种统治方法。利用血统论很容易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顺理成章很有市场。只不过到了文革，血统论就更变本加厉了、更赤裸裸了。文革前血统论还不至于把出身有问题的人杀死，但是到了文革期间仅仅因为家庭出身就可以把人杀死。这就是文革前后血统论的程度上的差别。血统论实行了好多年却没有人敢去批判它，为什么？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血统论是专制政权离不开的一种统治手段，谁敢去触动这个东西呢？到了文革，血统论已然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都要人命了，罗克能在一片沉默中挺身站出来批判，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所以我给他定义是，他是一位英雄。
北：你比他小几岁？
遇：小五岁多，他是四二年出生，我是四八年。
北：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统论，比如户口、档案最重要的栏目就是家庭成份、出身，也就是说，家庭成份和出身决定了你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所谓出身好的“红五类”，也就是出身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雇农、下中农家庭的人，天然地就要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享受各种特权，相反，出身于所谓“黑五类”的人，也就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名副其实地成为那个时代的贱民。他们在人格上就低人一等。但文革过去已经三、四十年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了解血统论最猖獗时的情况了。您当时虽然比哥哥小五、六岁，您记忆列还有没有当年北京城乡的那种血腥恐怖气氛，还有当时的一些细节？您还有记忆吗？
遇：那当然，我记忆犹新那！我当时是个高中生，那时我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非常恐怖，你都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会被打死，因为你身边就有许多人因为出身被活活打死了。比如北京一中和六中就有所谓的劳改队、监狱……
北：您说是在学校里吗？
遇：对，就是在学校里。这种监狱关了很多人，其中的学生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你要是反对了，出身又有问题，你就被关到了这个劳改队。这个劳改队又干什么的呢？它们都有刑讯室，当然就更恐怖了，许多人在这里被活活打死。其中有个叫王光华的学生，因为我们的报纸宣传过这件事，对他印象较深，就是被活活打死的，这个小伙子本来身体很好。城里还算好，过去血统论执行的时候，城里也比较隐讳一点。但农村从五十年代就很不隐讳，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富农的儿子就是富农，根本不分什么出身还是成分，小孩，成分是地主，那你就是小地主。结果有的也不分青红皂白，连老地主带小地主全家都打死。后来我曾经写了一个《大兴屠杀调查》，介绍北京郊区大兴县，几天之内打死了三百二十五人，老的八十多岁，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
北：都是所谓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
遇：对，所谓“黑五类”。
北：那是哪一年，记得吗？
遇：就是在六六年八月底的事，到了九月一号、二号才停止了。我说停止是北京大兴，不是意味全国都停止。湖南、广西等省发生更大量打死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事，持续的时间很长。那时候在大规模打死人之前，北京还时行抄家，当然是抄阶级敌人的家了。被抄完家如果发现是从农村来的，还要把他们赶回农村去，非常恐怖。到农村当然就更难受了，有的到那里也被打死。我有的朋友被遣送，在火车上，火车开得还非常快呢，就被推下去了，就是不想让你活。当时火车站每天都有一大帮一大帮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等着被遣送，他们没有行动自由，就跟要被卖的奴隶一样。比奴隶还惨，奴隶不一定被杀，他们有可能就没命。我们当时简直就觉得度日如年，因为也不知道血统论究竟要发展到什么严重程度。我们对反动对联没有表态的出身不好的人是不是有一天也要被打死呢？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恐怖状态。
北：你哥哥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你跟他有沟通吗，虽然你那时还很小？
遇：奥，我那时已经不小了，已经成年了，十八岁。他所写的东西我当然很清楚。他写《出身论》本身也很有戏剧性。他也是因为出身和日记被发现了，他们认为日记中有对毛泽东不尊敬的话和否定文革的话，把他关押在工厂里受批判。那时工厂里斗争也非常残酷，他毕竟是年轻人，受的待遇还好点，当时工厂里的黑帮和黑五类受到更没有人性的折磨。比如工厂里都有车床车出来的铁屑，工厂红卫兵就让这些阶级敌人不穿鞋在铁屑上走或跪在铁屑上。甚至还有，在吃饭的时候故意把馒头扔在铁屑上，让他们捡起来吃，还不许把铁屑弄掉。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用几十斤重的大铁板，写上某某人的名字，打上孔，用很细的铁丝挂在被斗的人的脖子上，铁丝都会勒进肉里，勒到骨头。那时斗争这么惨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开始酝酿《出身论》这篇文章。后来稍微缓和一点，允许他回家了，他就马上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给我们大伙看。我和弟弟到广州串联，就把它印出来了。
北：所以你们俩也是他的“小跟屁虫儿”，也是支持你哥哥的。
遇：不仅我们支持他，连我父母也是支持他的，所以我觉得我父母也很了不起。因为他们就是资本家加右派身份，是正牌的阶级敌人，也是有今天没明天，说不定哪天被斗争打死。还不像我们可以找借口只是出身，“我不是阶级敌人。”在城里还可以讲这个道理，但他们没法讲这个道理，他们每说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那时有一句话“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嘛。我说他们了不起，是因为他们要比我们承担更大的风险，他们有很大的付出。
北：遇罗克那时候是二十四岁吧？
遇：是二十四岁。
北：据我所知，当时的官方政策，还有一个叫“重在表现”，出身是要看的，但着重的还是你的政治表现。为什么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却是这样残酷血腥，好像没有政治表现一说了？
遇：我刚才不是说过吗，分两个阶段。在文革前有这个遮羞布，这是指在城里。所谓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等于给出身不好的人一个机会，如果你要表现好的话，不拿你当阶级敌人看待。农村可不是这样，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其实这个政策耍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手段，故意把出身和成分混淆了。已经肯定你是地主、资本家了，其实你还是一个小孩。这只是一块遮羞布。
北：血统论实际上是中共搞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遇：对，你说的很对。不光是中共，你看亚洲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也很讲血统论。我哥哥那时就曾跟我讲，有些苏联电影就宣传出身反动的青年就是有问题，不能升学，又讲出身不好的人必须和家庭斗争、划清界限等等。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也是很讲出身成分这些血统论的，甚至让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可见专制政权都离不开这套东西。搞血统论，就可以很简单地制造了人的等级，制造了不平等。
北：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是极权社会专制社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生活当中，在填写各类表格时，已经不再要求你填写出身，这跟文革时期动辄讲出身，甚至到医院看急诊，也要填出身，应该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遇罗文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人权先驱遇罗克所怀抱的理想、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呢？
遇：我也是这么认为。他所写的文章，代表作是《出身论》，其实他写了很多篇，十几万字的文章，《出身论》只占了两万字。他写的文章的作用是明显的。自从《出身论》出现以后，大家对所谓的阶级政策的合理性开始关注了，也开始讨论了。《出身论》刚出现时，有些人觉得太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了，太反动了。有人找到当时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去了，就连陈伯达也不敢说这是反动的。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遇罗克用毛泽东们的语言战胜了毛泽东们。在逻辑上太周密了，无法把它驳倒。陈伯达也要考虑自己的面子，只能说“你们大家可以讨论”。他不敢下结论。可见这篇文章启发了好多人，所谓的阶级政策还是很荒唐的。起码大家明白了这个。所以后来不能再那么理直气壮地实行血统论了。这与罗克的文章和我们做的许多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现在虽然像你刚才所说的有些进步，比如仅仅因为出身就把人打死这种事是没有了，把人分成几种等级这种事好象也不那么明显了，但是现在还是专制社会，必然还存在着等级差别。比如农民只能当个农民工，不费出额外的代价就不能进工厂当个正式工人，与城里人相比就是两个等级的人，处境很悲惨。他为什么悲惨，不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农民吗，这与血统论不是太类似了吗？另外，你再看太子党、权贵阶层，都发了很大的不义之财。前些日子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很少的权贵阶层就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这些人无非是因为他父亲有特权，所以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了。这不还是血统论吗？所以只要还是专制政权，这些不平等是消除不了的。
北：我知道，在宋庄美术馆陈列了一尊新近落成的遇罗克铜像。据说有的年轻人参观宋庄美术馆时，不知道遇罗克是什么人，但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人不断来给遇罗克献花。您对这种现象有何评论？
遇：我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有人遗忘，是因为官方有意让人遗忘，不许知情的人去说。也有的人自己有意识去遗忘或不想知道，比如我有时候去告诉一些人关于中国的悲惨的事情，他们就会说“我不关心政治，也不知道那些事。”他们也不想知道，听都不想听，为的是不去表态。这也是很长时间教育的结果。正如一句俗话：“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好多人变得很自私，有时最终伤害了自己都不知道。尤其是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政权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劣根性。比如反右和历次运动都把那些关心别人的人打成了阶级敌人，像彭德怀就是因为关心了饿死的农民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右派分子也是因为关心了社会和别人才被划为右派，种种教训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关心身外的事。所以很多人对中国许多重大的事件都不知道并不奇怪，他们不光不知道遇罗克，有些人甚至连“五月三五”都不知道，再追溯几十年前的事就更不知道了，比如土改时有些人被活活打死了。被打死的地主大多是勤劳致富的人，他们积累了财富才能使社会进步，这些人其实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大家都想吃光花净，这社会还怎么发展呢？这么多地主都被打死了，可是到现在很少有人提议对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做些应有的赔偿以及恢复他们的名誉。另外，你刚才说有人到遇罗克铜像献花也很正常，因为这个社会总会有些人是很有良知的，他们就是要关心身边以外的事，只是过去这些人很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北：遇罗克遇难四十年了，您认为，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他對于今天的中國意義何在？
遇：我认为他最大的精神遗产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平等”。这平等的理念在中国还是需要启发很多人的。大家都知道，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依存的两兄弟，是相辅相成而离不开的。如果没有自由，不平等很难消除，反之，没有平等还谈什么自由呢？拿罗克来说，也不可能每件事面面俱到什么都说，他也只能捡当时最要害的去说，能说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中国如果真实现了平等，社会就会很好很好了，意义在这儿。刚才我说了农民工、特权阶层，可见社会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再比如拦截上访这件事，甚至有些地方提出越级上访是违法的，写成了大标语——够多么荒唐！就好像两个小孩打架，甲小孩欺负了乙小孩，结果规定乙小孩只许找甲小孩的家长告状，这本来就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还规定乙小孩只能找甲小孩的爸爸，不能找他爷爷。如果甲小孩的爸爸是个护犊子，那么乙小孩的冤就永远申不了。欺负人的人堂而皇之地受到了保护，被欺负的人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不平等！还居然大言不惭地写在了墙上。可见这个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在人的心里有多么根深蒂固。
北：您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不是说遇罗克追求平等的理念和行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有现实意义？
遇：是的。不平等现象除了体现在访民，农民工们，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底层人，还有特权阶层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纪念遇罗克，不仅仅是为了记住历史，继续坚持追求平等，将对未来中国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很长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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