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篇文章讨论陷于低谷的中美关系。一篇是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另一篇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的《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两篇文章从中美不同角度探讨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后果。
约瑟夫∙奈的文章说，从2009年底以来，中国改变了一年前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决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不仅反对一年前谈判的措施，温家宝总理还决定派一名低阶官员和奥巴马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侮辱”；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副外长开会讨论制裁伊朗时，中国却只派一名参赞与会。
中国改变合作态度的原因何在？奈文分析可能有两个，“首先，2012年是政权交接之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升温，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愿意让自己看起来比对手软弱。” 其次是中国成功渡过全球衰退并取得高增长使中国“傲慢和过于自信”，以为世界权力格局变了，中国不应像从前那样顺从美国了。奈说，如果真的如此，“中国就严重失策了”。
他指出，第一，美国并没有衰落，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排名第二，而中国则落后30多个名次；其次，中国持有巨额美元并非真正的实力来源，因为经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再次，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无法抗衡的。最后他指出，中国现在的做法违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他引用一位资深亚洲政治家的话，“如果邓小平掌权，他会将中国带回2009年初同美国的合作关系。”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的文章认为，奥巴马上任之初“给足了中国面子”。他明确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并非威胁”、“美国不会遏制中国”。但今年初以来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并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还加强支持谷歌公司的力度，“主动摆出将在两国关系上打一场总体战的架式”。薛文认为奥巴马对中国“前恭后倨”的转变可以从四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美国将中国视为与之争霸的“老二”；第二，媒体报道中国强势挑战美国得到印证；第三，民主党选情告急，对中国强硬可减压；最后是奥巴马个人对中国的感受。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他仅莅会两天，但两次会议中国总理均告缺席。“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奥巴马硬是闯进了”中国同其他几国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但最终未能说服中国。“美国总统硬闯入会场要求和中国总理会谈，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薛文认为，中美关系近期恶化的导火索是北京最近处理双边关系时呈现的“飘”然之气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对美国总统的羞辱，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也对这种“恶化”起了一定作用，但后两种作用是间接的缓慢的，而前两种原因却“起着直接的催化剂的作用”。
上星期天，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特意用了相当于解释人民币汇率的时间长度来“澄清”有关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傲慢”。他的潜台词似乎在说，中国的傲慢其来有自，那是因为有人首先怠慢了中国。至于他为什么两次缺席后来与奥巴马等多国领导人的会议，他没有解释，但直接的逻辑似乎是既然“你怠慢在先为何我不能傲慢在后呢？！
几乎跟奈对后果的分析一样，只是薛文是从美国方面入手的。薛文认为，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威胁的战略定位一旦被采纳为美国的政策，那么“北京领导人或许会面临来日大难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而中国则会面对一场与原来的美苏冷战“大异其趣”的新冷战。因为今天中国的实力同当年苏联相差悬殊。中国如果早早把自己当作“老二”，将面对美国的全面遏制。
薛文认为，如果中国因为不能处理好中美关系而未能在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将中国的综合国力再上几个台阶，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将被历史评判为“不合格的战略家”。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并不少见。他在文中奉劝中国的当政者“在白宫尚未在棋盘上落子之际”，“须三思而行”。
薛理泰长期研究中国军事战略、台湾、朝核、中美关系等问题，近年来经常同中国国内学术机构进行交流。薛理泰这篇长文首发在“领导者杂志”今年二月号，约瑟夫∙奈的文章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