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访谈的对象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位普通的外地孩子的家长，我们希望通过和她的谈话记录下她和孩子的整个迁徙和求学的历程。虽然这是她们家庭独有的经历，但作为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千万外地人之一，从她的讲述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所有外地家庭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困境。
孟女士是一个孩子的家长，她的孩子现就读于海淀区的一所小学，今年上六年级。作为一个外地家长，孟女士有着和千万外地家长相似的遭遇；但作为一个个体，孟女士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
孟女士和他的丈夫都是新疆人，从大学一毕业他们就分配到在当地的一所国企上班，一干就干了十三年。“我跳出单位的时候同事们都很震惊，有的还说我是疯了。记得我当时（2004年）连上奖金一个月九百块钱，单位倒是分了套房，但觉得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在我看来，整整十多年，新疆一点发展都没有。我和我先生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电力专业，但工作后我一直在坐办公室，大学学那些东西没有一点用。而上海是个发达城市，那里肯定会有我们的机会。后来我先生经过不断的努力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去了上海，然后我们一家都迁了过去。”孟女士回忆道。“当时落的是集体户口，按政策可以在上海买房后落户。但我们刚到那儿的第二天，公司就把我们派往北京的新部门。也就是说我们在上海没有待过一天就来到了北京，而我们的户口却是上海的集体户口。这样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成了拥有上海户口的 “北漂”一族。但真正困扰我们的，还是孩子在这里的上学问题。”
“我们2004年三月份来到北京然后在海淀区租了房子，第二天我就开始为孩子跑学校，毕竟孩子上学的事不能等。我去的第一所小学，校长直接跟我要借读费 6000。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钱，能不能开个收据？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让他便宜点，不给收据也行。谁知道他说，‘我是校长，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你们这些外地人就知道告状。’我听了非常气愤，对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想让他在哪儿上学就在哪儿上学。’说完扭头就走了。虽然第一次找学校没有成功，但我也积攒了一些经验。我发现低三下四的求学校是没有用的，必须明确的捍卫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另一所学校。这次和校长的交谈，我没有发火，但是态度很强硬，坚决要学校免费接受孩子入学。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校长也摊派了，‘两千块钱，不上就走。’最终我的孩子交了两千快的借读费，还算顺利的进入了这所学校。据我所知，其他所有的外地家长都交了六千。”
“那一年学校开设了五个班，一、二班作为外教班留给了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而外地孩子都集中在三到五班。前四个班平均每班40人，而我家孩子所在的五班只有十几个人。到二年级的时候由于三、四班有的外地孩子走了，于是把五班解散并入到这两个班，我家孩子在四班。其实所谓的外教班也就是每个孩子要每学期多交 450元的外教费，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一些北京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分到了三、四班。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这两个班每班只有一两个北京孩子，其他都是外地人。而一、二班正好相反。在师资力量方面，前两个班的老师教的相对都要好一些，也更加负责。而三、四班的老师则良莠不齐，比方说有一年的语文老师原来是在学校打扫卫生的，还有一学期的数学老师分别由不同的五个老师带过课。
“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有一次英语考试全班38个孩子只有6个及格，也都是60多分。我家孩子考了20多分，很多只考了个位数。我去问他们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谁知道他却先质问我家孩子有没有报他的英语辅导班，还说要是没报的话就永远考不及格。原来他在课上什么都不讲，所有内容都留在收费的辅导班上教。我听后很生气，并且告诉他我家的孩子永远也不会上他的辅导班。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给孩子补习英语。当年的期末考试，我家小孩的英语考了满分。那个老师见到我都不敢和我说话，灰溜溜的就走了。”
“三、四班的情况确实很糟糕，我很想给孩子调到一班去，因为那是一个重点班，除了一个外地孩子外全部都是北京孩子。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最后在其他老师的提醒下，我分别给了年级主任和一班的班主任各一张一千块钱的购物卡。这样，我的孩子才调到了一班。去了一班后，每学期都得多交450块钱的外教费。其实所谓的外教基本上很少露面，更谈不上什么教育了。外教费也就是变相的乱收费，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所有的家长都不得不承受。”
“2009年孩子升到了五年级，我们当家长的就要开始忙碌了。首先是孩子的学籍问题。由于我们是上海户口，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实行5加4，而北京是6加3。此前孩子的学籍一直保留在上海，北京的借读生按政策只能办理临时学籍。当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第一，全家回上海。这样的话，孩子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不说，还能正常的升入初中。但我和我先生不得不放弃在北京打下的事业。况且在北京我们已经生活了六年，而对于上海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第二，如果选择留在北京，那么利弊正好与之前的相反。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先由我辞去工作带着孩子回上海办理学籍保留，而我先生则留在北京继续他的事业。于是我们和就读的小学请了一个月的假回上海。为了孩子我们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原本凭着两个人的工资在北京生活得还算富裕，现在靠我先生一人的收入却要支撑两个大城市的消费，我们明显感到了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其他费用不说，每个月光租房都要四千多块钱，再加上其他各种必须开支，生活成本太高了。”
“回到上海，我们在离学校挺远的地方租了房子，然后找关系、花钱将孩子的学籍保留了一年。上海那边的学校也很黑，他们以今年五一来北京玩由我们包食宿为条件答应给孩子保留学籍一年。我还不知道一年后孩子学籍怎么办？不知道他们到时候又会提出什么条件来要挟我。即使户口在上海，我们的孩子依然不能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个部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层层设卡，谋取利益，而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想正常的办事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办完学籍，我和孩子回到了北京。回家的当天我就找到了他们的年级主任，说明了情况，并要求孩子能马上继续上学。谁知道他说，‘你孩子回四班上课，想回一班也可以，但是得掏六千块钱。’我顿时明白了，希望能私下和他谈谈，并问他放学后有没有时间。他一听到我这么说，顿时大悦，表示可以把孩子带过来，上一班没问题。但是我没有给他送东西。周末的晚上我打电话给他说下周一希望孩子能恢复上课。他接到电话很生气的说让我孩子先隔离一个月。我表示可以送他一份厚礼，但希望孩子能马上回学校读书。听到这个他说，‘那是肯定的，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了，明天就让他来上课。有什么阻力可以向他反映。’到了今天我还是没有送他东西。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脸嘴，如果他一开始就为孩子着想，为我们安排尽快恢复读书，没准我还会真心实意的送点东西谢谢他。但他以权谋私，竟然向我要东西，那我就永远也不会给他。”
“前两天他们毕业班发学生信息卡，要求每个学生填写自己的信息以备升学时使用。这是小升初的第一步，之后还要填写用来报学校收生卡，最后还要电脑排位。但所有这些，我的孩子都没有，外地孩子都不能参加。他们班只有他一个孩子没有这些报名表格，另一个外地孩子属于政策里特殊照顾的“八类”，视同于北京孩子而同等待遇。那天我家孩子左看看、右看看，发现周围的其他同学都在填表，而他却没有。回家后，孩子一直没有说话，也不吃饭。我们问他也不说。过了很久才感叹，原来没有户口就是低人一等啊。我听了很心酸，但也无能为力。”
“孩子的小升初是我们绞尽脑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海淀区聚集了众多北京的名中学，全北京的优秀孩子都向往能进到这些学校。而究其源头是因为海淀区分布着诸如北大、清华、人大等全国一流的名牌大学。上了这些大学的初中部，等于是一只脚提前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家的孩子并没有打算能挤进这些学校，只是希望能在附近就读一所公办初中，完成他余下的中学三年义务教育。按照海淀区的现状，教委不能履行安排外地孩子就近继续接受初中教育的职责。外地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家长们自己找学校，看学校是否愿意接收。目前我问了几所学校，都不是什么名校，但要收每年1万到两万的赞助费，而且要一次缴齐。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希望海淀区教委能像西城区学习，孩子不分户口全部纳入本区的电脑排位，切实保障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有时候我会想所有这些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就会遭到如此的歧视？为什么我们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却换来更大的困境？既然法律没有禁止我们的迁徙，为什么我们的公民权利会受到如此的限制？最痛心的还是孩子，他们没有错。本来学业的压力已经给他们很大的负担，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捆绑在户籍的枷锁上？我们这一辈已经是这样了，可以说我们和很多外地人一样没有享受到户籍制度带来的任何好处。但我希望下一代能不再重复我们的老路，希望他们自由而快乐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