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字画古籍（网络图片）
破四旧开始，焚烧字画古籍
1966年8月19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开始以后，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先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之后又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久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寮国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相传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的洛阳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位于陜西干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干陵，陵园前61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一批文物被保护下来
虽然破四旧给无数的文物古迹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有些文物估计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故宫就是其中之一。按常理推断，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的最高代表，故宫应当属于被“破”的范围的，但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免遭直接破坏。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故宫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如果毁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故宫的留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如此，故宫才免遭一劫。
在文革中，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一部分文物，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分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