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10-03-09 19:13:29作者：黎安友
获得来自中共高层的信息信息，非同寻常但并非前所未有，文革期间红卫兵油印的两册毛泽东未发表的内部讲话、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是从党内文件中弄出来并加以传播，以证明红卫兵忠于毛的每一句话；１９７２年江青允许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对她进行私人采访，似乎也是为了巩固她自己作为毛泽东革命伙伴的声誉。所以，未经公开的文件和目击者报告，总是再一次暴露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系统。但是眼前这本文献，就其本身的戏剧性而言，它所披露的记录之丰富，以及意义的潜在爆炸性，则是空前的，它由数百份完整、不完整的文件副本构成，这些文件详述了１９８９年春北京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高层决策过程。虽然它并非共产党中国历史上唯一重要的事件，但是这个世界，也包括中国老百姓，在任何历史时期从未如同这一次那么接近中国的高层政治。
天安门学生运动最初是为了继续支持经济改革和自由主义，但是很快发展成为要求广泛、深入的变革。广场绝食学生赢得成千上万北京市民的声援，几个星期里人们大批涌上街头，要求政府做出答复。政府起先也是期待绝食自动停止，接着又安排有限的对话，但最终却下令武力驱逐学生。在形成这种决定的过程中，这个党发生了自文革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高层分裂。
已经有一些值得注目的书和一部重要的纪录像片，以学生或者北京市民的观点讲述了天安门事件的种种。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来自中南海的看法——那里从前是皇帝的御花园，现在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以及最高领导人的住宅，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垄断着一种三合一的权力：在那红墙的背后，支配着中国共产党、国务院（政府内阁）和中央军委的，是一个很小的却常常是非正式的委员会，大概十个决策者和他们的助手，危急关头决定一切的“八老”，中国的凌驾宪法之上的最高法庭。其中又有三老是影响最大的，最后说了算的则是邓小平，他除保留军委主席之外已从所有政府职位上隐退下来，并居住在中南海外面的一个四合院，那里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事件发生的那些痛苦时日里，许多最重要的会议都是在那里召开的。
有机构监控进入中南海的文件，并控制首都北京和整个巨大的国家。党中央每天、每小时都收到来自北京、上海和其它省市当局的机密报告；来自两个安全部门（公安部负责国内警察运作，安全部负责外来的情报和反间谍）以及新华社国内部和国际部含有情报的新闻报告；来自军方、中宣部、统战部、高教部、铁道部、农业部、工业部、邮电部以及其它内阁层次的部委的报告；以及来自驻外使馆的报告。资料包括汇报学生、教授、党员干部、军官和部队、工人、农民、商店营业员、街道小贩以及所有其它人的思想状态；外地各省的想法、中央领导人正在考虑的政策问题；媒体、院校以及国际上的政治评论；铁路交通流量；民间私下的议论，街谈巷议；等等。
这样的资料通常只分发给四十个左右的顶尖级领导人，但其中多数人得到数据是有一定限制的，唯有五个政治局常委加上“八老”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数据。（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国是正式的政治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在宪法条款上写明的这个角色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的，它只是近来才从历史上的所谓“橡皮图章 ”状态中稍微摆脱出来一点。）某些文件只提供给一个或几个领导人。总之，这些报告非常详细地告诉我们，中南海的决策者们是怎样观察他们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怎样评估对他们统治的威胁的。
再加上这些领导人的正式、非正式的会议的记录、关于他们私下谈话的报告。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小撮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殊死冲突，以及每个人的空前活跃的性格。我们获悉当他们讨论事态时，最后的决策者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讨论学生的动机的，他们又是如何识别他们的主要敌人的，是什么样的担忧支配着他们去寻找解决办法，为什么他们等待了那么久，并且下令军队朝广场开进之后就不再等待，以及他们给军队下的是什么命令。也许最戏剧性的是，我们有了明确的证据：谁在关键问题上投的什么票、以什么理由投的票。
文件透露，如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为优先选择的话，那么常委会是以三票多数决定坚持跟学生对话而不是宣布戒严。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新近的历史和它跟西方的关系将完全不同。中共如果跟学生对话下去，就会打破平衡导致政治上的改革，那么中国今天可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甚至是一个选举制的民主社会，并且可能是在一个改革过的共产党统治之下。然而，分裂的政治局常委会承诺着一项秘密委托：凡是严重分歧必须提交元老来处理。元老们反过来决定稳定压倒改革，废黜总书记赵紫阳，展开镇压，“保卫革命”，并提拔江泽民统治中国直到今天，其结果是十年多来中国在政治上倒退、与西方关系紧张。
今天，终于有人可以站出来以其最强烈的方式再次争取民主政治：揭露六四真相。
虽然我和这个密件的汇编者一样深为激动，但是我作为学者并不能分享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政治目的。正如他在绪言中所暗示的，他希望天安门文件可以证明学生运动是合法的、出于善意的，但政府错误地处理了它，而学生与市民要求开放和对话本应得到尊重。他相信如此便可以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改革，允许新闻自由，自治的学生组织以及工会等等。无疑，这样的改革将会根本改变共产党的统治性质，而这位汇编者相信，这是中共维持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的唯一途径。
这样一种激进的改变，必定会引起一场剧烈的政治搏斗，其过程就像１９８９年那样在中国出现了强硬路线。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再一次处于危险之中。当我翻译和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试着估计它可能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我的结论是，我自己和汇编者并不替中国领导人承担责任。
依我的看法，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损害眼下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江泽民和李鹏，并因此提高另一些他们在高层的对手的权威。既然中国的领导阶层已将错误路线深深地贯彻到这个党的任何层次，那么这个政治体系的数百万官员便难以不被感染。
江泽民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占据三位一体的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这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三条腿，“国家”相当于西方概念上的政府，其中包括一届内阁称为国务院，以及议会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支配中国共产党，才是权威的真正来源，它做出最重要的决策，然后移交给国家机器去执行。军队则是一个独立的权力结构，仅仅通过中央军委对最高领导人负责。）江泽民的总书记任期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结束，他的国家主席任期也到２００３年３月结束。一些评论者认为，他打算保留军委主席一职，以便作为党的一个元老继续在幕后发挥影响力，一如邓小平在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所干的那样。
１９８９年江是上海市委书记。那个时期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令人可憎的行为，虽然他关闭《世界经济导报》至今为知识分子所广泛谴责。《天安门文件》揭露，江泽民攀上最高权力，乃是通过一种在宪法上不合法的程序，５月２７日由元老们投票指定的，元老们选择他，仅仅因为他圆滑、谨慎，并且处于中央派别争斗之外。虽然这依然令人怀疑，但是这个细节却是第一次揭露出来。这些细节的披露势必从根本上削弱江的权威。江泽民并非必定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他对极左派的迎奉有时候只是一种平衡术，以此维持他自己的权力。削弱他将减少政治改革的一个障碍。
更严重地遭到这些文件杀伤的，是处在这个党权力结构第二位的李鹏。李鹏除了是政治局常委，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在党和国家的任期跟江泽民一道结束（分别是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
１９８９年李是总理，他干的坏事，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读者都觉得唯有叫他下台才解气。李鹏并非仅仅如同人们已知的那样，主张强硬对抗学生，后来并在电视上宣布戒严，文件显示他操纵情报误导邓小平和其它元老，使他们觉得学生的示威抗议是直接冲着他们个人来的。《天安门文件》也揭露他在镇压后，使用特务和警察机构搜集情报迫害自由化的官员和知识分子。
西方读者对文件中记录的李鹏的表现，可能比中国读者容易接受。李鹏也许是１９８９年以来中国最能干、最果断的政客。他在压力之下表现得强硬、精力充足，处理困局冷酷并且清醒。李鹏把这次学生运动看做是对现政权的致命挑战，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判断并不错。的确，从文件里可以看出李鹏报复心重、敏锐、政治上坚定，决不是机会主义者。他认定共产党就是要独裁，并丝毫不因此而害羞或害怕。从该文件来看，他对广场的屠杀似乎也没有直接责任。对广场不适当地使用野战军并失去控制，镇压便演变成屠杀，尽管并没有下令屠杀。
然而，只有在一种多元文化之下才可能不谴责一个政客能干地干坏事。中国读者必定将李鹏置于历史罪人的地位。他是保守势力的最高代表，这个势力相信中国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就能够度过当前的危险期。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这个保守势力发挥了很大的能量，反映在政治上再次紧缩，监禁异议分子，关闭自由化的报纸杂志，压制社团，以及在国际上对抗人权。李鹏在政治上的逐渐失势，也意味着自由主义改革的可能和跟西方的缓和。
李鹏自１９８９年以来在政治局里有三个盟友：李铁映，１９８９年的政治局成员和教育部长，当时拼命劝阻学生留在校园里；罗干，李鹏的门徒，国务院秘书长，１９８９年负责李鹏强硬派策略的细节处理，包括指挥公安部、安全部和武装警察，到２０００年他在政治局分管外国情报、对外反间谍、国内警察和司法系统；姜春云，１９８９年的山东省委书记，处理当地危机避免了流血，但在政治上靠近李鹏，比其它地方领导都更赞同强硬路线，所以后来获得一系列晋级，并进入政治局。此三人都可能受到这本书的损害，最后的效果将是进一步打开改革的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