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着各种有关中国政府聘用“线人”的资料，手指就不自觉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个标题：“今天，你被‘线人’盯上了吗？”
这确实是每一个对公共事务表示关心、以及爱好上网发言的中国人无可逃避的问题。
一、密布全国各处的“线人”
先说被“线人”盯上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最近，一则在新华网被堂而皇之登出的采访称，（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同志对记者炫耀，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
这个网络有多大？且看刘兴臣开列的数字：开鲁县由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宣称的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线人占人口比例远高于这种偏远地区。
这些“线人”的最底层就是在网路上活跃的“五毛党”，以上传一条帖子得五毛钱（即0.5 元人民币）报酬而得名。但因现在就业艰难，这一出卖灵魂的“职业”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报酬贬值。湖南省衡阳市政府部门近日公布：每个帖子只发一毛钱，每个人每月不得超过100元。
这样广为分布、自成系统的“线人”制度，除了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群众告密的“积极分子” 机制之外，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还有如此完备的制度。但毛时代由于信息封闭、愚民政策成功，毛对臣民的放心程度要高于今天的统治者。统治者对于臣民如此不放心的年代，则只有元朝可以相比。
元朝以少数人口入主中原，面对庞大的汉族人口自然心生不安，除了将民众分为四等之外（其中将汉族人分为“汉人与南人”，有如毛泽东将剥削阶级划分为“地主” 与“城市工商业者”，后者待遇高于前者，这种划分使人群之间产生地位隔阂，不易团结），特别规定汉族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族人私藏兵器（例如十家人才能拥有一把菜刀）等，并派遣蒙古人入住汉人聚居区管理汉族人。
可以说，元蒙采取的上述措施，今天中国都在实行，只是与时俱进地稍加调整，比如武器管制的种类从菜刀进化成了鸟铳、枪枝等，这是因为人类早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与核武器时代。与元代统治者相比，今天的统治者还多了高科技手段这一监控利器，与线人制度相辅相成，铸就一张保护“中共统治万万岁”的“金盾 ”。
二、学府亦成特务活动之地
不幸的是，这种线人制度并非只有内蒙古才有，而是遍布全国。中国高等院校内部就建立了“安全信息员制度”。何谓“安全信息员”？即负责监视告密的兼职特务――线人。
中共统治之下，线人一直存在。但以“安全信息员”名义出现，据能够搜索到的资料，最早的试点是上海师范大学。该校于2002年5月21日颁布《上海师范大学部门信息员工作职责》。全面推开是2005年下半年，不少大学及学院均公开在其网站贴出招聘安全信息员的公告及《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名称与内容大同小异，如江西南昌大学的名为《学生教学督导信息员工作条例》，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的称之为《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东北电力大学则叫做《学生信息员队伍组织管理办法（修订）》。
三、学校的“安全信息员”是种什么类型的工作？
这一制度大体如下：
1、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挑选一些“政治可靠”的学生，发现教师与学生有“政治不正确”言论，及时向校方有关部门报告。如青岛理理工大学经贸学院建立“安全信息员队伍”，是“每班2人，男女各一名，由党员或学生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及时汇报班级、宿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包括“特殊学生”与教师的授课内容。
2、信息员工作属于有偿性质，但如何付给报酬各学校不同。其报酬之低，从吉林大学规定每位信息员每年上报的信息“不少于20次”，可“报销120元左右的购书款”来看，每条是人民币6元。但家境贫困的学生愿意从事这类活动，如山东德州学院就以为贫困学生提供课外工作机会为由，让他们成为“安全信息员”。
3、安全信息员表现好，可以“在评优、政治进步方面学院给予优先考虑”。
最能体现恐怖统治特点的是，允许安全信息员根据传闻上报，不需要他们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这一点与根据提供信息条数多少结合起来，不少信息员可能置教师与同学的安危于不顾，为了得到报酬而捕风捉影地制造“信息”。
有的学校聘用的“安全信息员”队伍不可思议地庞大，比如曾获陕西省综合治理办公室、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授予“陕西省平安校园”称号的西安理工大学，在学生中就确定了2,627名安全信息员，另外还在教职员工中发展了65名特别信息员。该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与专科生共计23,404名，教职员工2,326 人。据此推算，大约不到10个学生中就有一名安全信息员；35位教职员工当中就有一位告密者。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象中国这样，将传授知识培育人才的大学校园变成了特务出没之地，并以鼓励“告密”这种最无耻的行为腐蚀青年一代的灵魂。
四、中国国安部：苏联克格勃与明代东西厂杂交的产物
中国现存的告密制度，既源于苏联的KGB（克格勃）制度，也有中国自身的文化传承，比如明代用来监督臣民的厂卫制度。与它是孪生兄弟的还有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即大名鼎鼎的秘密警察情治机构“史塔西”。
明代厂卫制度即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合称，这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特种镇压部门，其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安全部。“厂卫”特务可以随时随地以朝廷之名监视，逮捕，拷打任何人。经常有人因为说了对当朝不敬的话，甚至因与厂卫特务有私怨而被处死。至于那些神秘失踪的，就更多了。可以说，厂卫制度完全是残忍的国家恐怖主义杀人机器，人们对厂卫鹰犬的害怕程度，超过了土匪。
苏联的KGB 同样是苏共统治期间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杀人机器，该机构以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闻名。在KGB全盛时期的苏联，不仅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提心吊胆地度日，前苏联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更可悲的是，作为杀人机器的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东德的史塔西以“党的剑与盾”作为座右铭，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在东德的社会生活中，史塔西无所不在。其结果是：从1992年1月开始直至2008年，共有600万人次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不幸的是，查阅档案者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互相出卖者比比皆是。随着真实情况的日渐揭露，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在社会蔓延开来，德国公众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夫妻朋友反目到处可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
我不敢想象中共为了稳固一党专制的统治，如此大规模培植线人的恶行对中国那残破不堪的道德现状将造成何种冲击。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成为互相监视、伤害的第一要素的时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法从道德的污泥中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