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两会去了，（政府官员）就嘱咐，你们要考虑参加两会时说话嘴下留情，什么都需要钱，地方财政靠什么，就靠卖地、建房这点儿东西，嘱 咐了又嘱咐，你们要考虑切实利益”，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府参事冯世良说，有的政府官员还表示，“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但起码你得对我们负责任。”（3月 5日《新京报》）
不知道代表委员赴京开会前被嘱咐，是例行公事的明规则还是打招呼式的潜规则，但不管哪种情况，这种嘱咐都极具特色，耐人寻味，冯世良委员所揭曝的“嘴下留情”“要考虑切实利益”的嘱咐更是如此。
对这种嘱咐应该多方位审视。首先，嘱咐代表委员嘴下留情，说明了一些政府官员对代表委员尚存敬畏之心，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权力的敬 畏，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不留情面的发言，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正如建言审查拆迁条例的北大5学者之一、北京大学学者王锡锌表示：有的地 方还是有所谓的“父母官”意识，“父母官”意识就是“家长”意识，他所关心的可能未必是房子旧了、危了对住户会有什么不方便，他关心的是城市的形象，当 然，这背后有利益。
其次，这说明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背后，涌动着复杂而巨大的利益博弈。此前，联合其他四位学者上书国务院要求 修改旧拆迁条例的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披露，他收到一封地方拆迁办主任的信件，该主任在来信中说：“总的感觉是国务院法制办的草案太草率，法学家的意见不 靠谱，”并表示，没有拆迁，就没有中国近十年快速的城镇化。应该说，这种论断才是不靠谱，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维的产物，但该拆迁办主任如此不惮于 表达和叫板，也足以说明其背后的实力之大。
王锡锌称，在拆迁条例修改讨论过程中他曾接到一些地方政府市长、管理者打来的电话。这些人担心方案出台后城市怎么发展、经济怎么发 展，甚至有市长直言，如果新条例出台，市长这个职位就没法做了。不管市长没法做是否夸大其词，但仅凭市长赤膊上阵反对拆迁新条例就足以看出博弈之激烈，反 对声之高。
最后，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代表委员被权力干扰、不能自主的现状。临行前，已经放出话了，表面看，这种嘱咐姿态很低，有期待代表 委员嘴下留情、高抬贵手的谦抑，但实际上更像是胁迫与警告，比如，“起码你得对我们负责任”。如果代表委员不听政府官员的“警告”，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 一旦开会后回到当地，也许会被穿小鞋。
如此种种，不免令人担忧，它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任性和权力自私。如果政府官员对新拆迁条例过于排斥和抵制，新拆迁条例还会顺利出台 吗？如果政府官员对代表委员“威逼利诱”，硬中带软、软中带硬，代表委员还怎能独立履职？推而广之，如果一系列关乎公共利益的决策都被一些权力干扰、阻 挠，那么，如何捍卫公共利益？也许一些有益的改革无法推行，或者在推行中被异化，比如公车改革，实行货币化管理本来是个好东西，但一些官员拿到手的钱比原 来配备公车时还多。
令人欣慰的是，被打了招呼的冯世良委员并没有嘴下留情，而是勇敢揭曝出来，可谓嘴下不留情。问题是，不知道有多少代表委员能够像冯世良一样敢于直言。笔者期待，那些同样被打了招呼、要求嘴下留情的代表委员，不妨向冯世良委员学一学，这样才不辜负民众的信任和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