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香港亚洲周刊人员春节期间集体放假，所以在这一期“今日亚洲”节目里，为您介绍香港《开放》月刊2010年2月刊登的旅美学者何清涟的文章： “远未终结的Google的中国问题”。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至本文完稿之时，Google撤离中国事件与否暂时悬而未决。但是 Google的反对声音已经明显降调，为了留在中国的的“台阶”也已搭好：一度放弃审查限制的“谷歌”搜索引擎又恢复了“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份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告白；黑客的恶意攻击已经演变成谷歌“内鬼”捣鬼。短短数天之内，美中双方官员已经举行多次会晤，磋商“网络自由”问题。
何清涟指出：国际社会对Google的“道德觉醒”之强烈反应与道德欢呼，折射了两点世人始终不愿意真正面对的现实：第一，在中国的投资市场，屈服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即顺应腐败并放弃任何原则）是外资企业非常普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第二点：大家都是侏儒的时候，人们产生英雄饥渴。这是一个太需要英雄的时代，于是在短时间内挺直腰的Google成了国际社会心目中的英雄。
何清涟文章进而探讨了Google以及与它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认为 Google的中国问题并非Google独有，Google与所有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一样，面临两大生存定律的限制与困扰：第一，它们被迫顺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包括向中国官员大量行贿）以获得市场准入；第二，它们不得不被迫放弃在本土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律条。这次的Google风波，主要涉及第二条生存定律。传媒公司则更需做出艰难抉择。因为他们的运营领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属地。该党一直视媒体为进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Google从进入中国市场之日始就面临道德困境。虽然它的座右铭是“不作恶”，但过滤信息却有帮助专制极权政府控制新闻之嫌，这一点使Google深陷道德泥潭。
何清涟文章认为：凭心而论，与IT行业的其它跨国公司相比，Google的主要业务主要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务，与思科（SISCO）等公司相比，Google的“作恶”程度相对要小得多。其它的IT行业巨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及军方合作，参与了中国那庞大的电子监控系统“金盾工程”的建立工作，并为这一旨在监视、窃听或联机监听电讯的系统提供了核心技术。其中思科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为中共开发了一套特别的防火墙系统，专门用来闻嗅、审查、最后把中共禁止的信息扔进垃圾箱。作为回报，思科得到了中国80%的路由器市场。到2000 年，雅虎(Yahoo)开始监视搜索引擎和聊天室，以保证它在中国最大的市场份额。所以，当2005年微软、Google开始过滤中国当局禁忌的各种信息时，它们只不过是顺着思科、摩托罗拉等“前人”的路走罢了。
何清涟指出：问题在于：其它公司的行为多隐在暗处，除了参与者与合作者之外，外界无从知道它们具体做了什么。而Google对信息的过滤，却是网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也因此，“作恶”程度最轻的Google反而最容易处于风口浪尖。
何清涟文章还介绍了美国社会对网络巨头所施加的道德压力：2001年在美国发表的文章：“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系统”， 2002年发表在美国《标准周刊》的文章 ：“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都揭露了大量美国公司为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的事实。作者警告美国政府及科技界：“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伙伴。” 而2009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成立“网络战司令部”，对手主要是中俄两国。最近这次Google与近20家公司受到黑客攻击也来自中国，这些技术都是美国公司过去数年不断提供并促进的。何清涟特别指出：当雅虎作为帮凶，使中国新闻工作者师涛等人被捕时，美国社会各界非常愤怒。但是思科公司为中国研制的警政网每天都在帮中共安全机构搜猎政治异见者和法轮功修炼者，而这些服务和系统升级却不太可能留下记录。
在各方压力下，2006年1月中旬，美国国会传召美国四大高科技巨头思科、微软、雅虎与 Google至国会，针对这四大公司的尖锐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不少国会议员将这四大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纳粹组织在组织大屠杀过程中利用IBM技术相提并论，舆论批评它们“热情地自愿充当中国政府的审查队伍”。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这四大网络公司被迫采取守势，表示该问题对这些公司而言太大了，它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需要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
何清涟文章最后提醒读者：包括Google在内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终止与魔鬼合作还只是个开始。不管Google在中国市场上是去是留，有一点可以肯定，“Google的中国问题”将是世界IT行业在中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当金盾工程与专门从事黑客攻击的“鬼网”已成气候，如何铺下革命的网络，帮助中国人民，有赖于世界IT行业的良心觉醒。但这觉醒过程，不能只依赖企业的自省，来自社会的压力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