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按：除了读过一些丁抒先生散篇文章外，丁抒先生写反右的专著《阳谋》我读过，反应五八年至六二年饿死三千多万大人祸的专著《人祸》尚未来得及读。总体感受是严谨、节制，充满学者的实证学风，令我非常受教益。自然由于国内档案尚未开放，其研究的漏洞和尚待证实之处亦有，但总体看，在目前资料相对稀缺的情形下，他的研究应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反右主要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当中，工人和农民中相对较少，以至于许多研究右派的人，对此有所忽略。事实上任何较大规模的运动，工农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反右亦如此。但由于资料的搜集相对较难，所以这方面很少有专文研究，我认为丁抒这篇文章正可以为不少读者解惑。2010年 2月7日8：56分于成都
丁抒：五七年在工农中的反右运动
反右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刊登社论《工人说话了》，一时间，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将“工人阶级”搬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答应！”农民也被抬出来，说“（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一时间，好象工人农民都坚定支持共产党，唯有一小撮右派与共产党为敌。他们四面楚歌，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对象。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新闻媒介，人们从报刊、广播电台上得到的，只能是这个印象。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毛泽东“反击”右派前夕，广大工人对报刊发表的知识分子批评中共的言论、文章多持赞同态度。有的工人甚至已经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仅五月下旬便有三十馀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而这时在农村，成千成万的农民正在激烈地抵抗毛式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只是靠了“舆论一律”，共产党成功地封锁消息，外界无从得知罢了。
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毛泽东立即在工农中搞了一场也是引蛇出洞式的反右运动。但由于工农中的右派未被冠以“右派”帽子，而称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工农中的反右运动长期被忽视，未受史家注意。今特为文简述之。
为工人阶级当喉舌就是右派
自从共产党掌了权，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便被剥夺了。中共执政的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即使在国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任务，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支持邓，刘少奇也赞成邓的观点。但工会政治上的独立性，即工会另有一套自外于党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极为危险，绝不能允许。工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不久李立三就被解除职务，并受到批判。其“错误”之一就是推崇邓子恢的文章。而刘少奇也在一九五四年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就赞成邓文作了检讨。
自外于党的独立工会组织尚未成立，就被毛泽东扼杀了。从那时起，所有工厂的工会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工厂党委的附属品。工会干部仅忙于报喜献旗敲锣打鼓、布置会场张灯结彩、挂挂标语、逢年过节发戏票。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期，共产党控制工会、将工会变成党的传声筒的情况是一大话题。辽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刘流说：“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当是民办！”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长高元说：“工会的作用只能从工人对工会的要求来考虑，不能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考虑。”“（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会。”他主张“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这些人统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东风压倒西风”，工会被认为属“西风”，“工会离开党搞独立王国”。作为反右的一大成果，连一九五一年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也被撤销了。所以刘宾雁说的很对：“不要以为反右派斗争仅仅打击了知识分子，它一举扑灭了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
反右时农民正在地抵抗毛式社会主义
反右前一年，毛泽东将几亿农民赶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志着农村正式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畜减少了一百多万头。到一九五六年底，国家的粮食储备“已下降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福建一九五六年猪只比五五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自从一九五六年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的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正如老共产党员、作家赵树理一九五六年八月给上级长治地委写的信所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呢？”
被强制拖进毛式社会主义的农民落入了深重的灾难。农民到处抗争，闹退社、要单干。浙江仙居县的农民甚至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砸了。一九五六年单广东省就有十三万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
连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湘潭县韶山村也不例外。一九五七年是韶山进入社会主义后第一次分配，社员人均收入仅二十五元多，比前几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员也闹退社，中农毛相钦把已入社的犁耙、风车背回了家，有的社员不准社里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里耕作。
当然，中共有“无产阶级专政”，凡对中共农业政策表示了一点不满的，都归诸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在上级的统一布署下，韶山高级社开展了‘反资’斗争……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把退社风潮平息下来。”
全国因“反对合作社”而被逮捕的农民的案件很多。譬如河南临汝县十五个闹退社的农民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县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云南通海县下渔乡（今兴蒙乡）八百多人在给上级反映该乡缺粮情况的信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十四人被捕入狱。河南临汝县近六千人闹退社，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十五人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县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河南永城县马桥乡专门召集闹社、退社户开会，采取捆绑、吊打、管制、扣押、罚跪等办法，强迫回社。”云南江城县对要求退社单干的农民开展“反击”，大肆批斗“反对合作社”的“地、富、反、坏”分子，又将一些农民补划成“漏网反动富农”。本来三分之二的农民坚决要求退社，中共一个“反击”，就把他们全体镇住，一个都不再要求退社了。
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一手在城里大肆揪斗知识分子，一手在农村镇压农民。可是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在党控制中，农民的呼声被彻底扼杀。报刊电台只有农民 “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的文章，不见一篇有关农民的抗争的报导。
为农民请愿者都是右派
当城里的右派揪得差不多时，县以下城镇、农村的反右运动也就开始了。
五七年七月间，城市里的右派已经被斗得呜呼哀哉，毛泽东指示在农村开始搞“鸣放”和反右运动。他干脆不要伪装，直截了当地指示全党，再次使用引蛇出洞的法宝：“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先让农民进行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凡对农村“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同情农民疾苦的基层干部，为农民的处境呼吁请愿者，无一例外都成了右派。
譬如一九五七年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仪征县大仪乡党委书记张志渠象赵树理那样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对现实不满，他们不满的实质是要求改善生活。有的贫农劳动一年，连口粮都拿不回来，说没有（过去给地主、富农）当雇工好。”仪征县委合作部长徐宽道说：“我对农民生活做过若干调查……农民生活……只是在日用品方面有改善，粮食方面没有改善。合作化以后，大部分农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过去……猪子每户四、五头，车水时一天要吃六、七顿，现在连粮食都吃不饱，豆腐也吃不到……”
因为替农民说了话，这两位党的干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甘肃省成县县委书记郝万杰、副书记马炎驹认为上级派下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重，质问上级“要农民还是要粮食？”他们要求多留一些粮食给农民，结果二人也成了右派、“党的叛徒”。河北省武邑县，以县委第一书记苏波为首的三位书记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向上级报告说，由于留给农民的粮食太少，“逼得群众卖儿卖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杀，变卖家产，离乡背井，要饭讨生”。他们决定开仓放粮，放了一百九十多万斤粮食给农民。三位书记因而一起“堕落成了右派反党分子”。五七年底，甘肃民乐县“查产”，到农民家中挖粮食，引致部分农民饿死，三堡乡党委书记保世雄于五八年二月化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缺粮的情况。结果被打成 “反党分子”，开除了公职。
全国两千馀县，右派抓了约三十万，为全国右派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些都是够称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人。工农中的右派并不包括在内。
工人农民中的反右运动
由于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给工人、农民扣以“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实在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毛泽东指示“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对从工人农民中揪出来的人，只称“反社会主义分子”，以示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别。这自然又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专给知识分子以及够得上称为“干部”的人佩戴，帽子里都有一个“右”字：“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右派言论分子”、 “疑似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则派发给工人和农民，不含“右”字。譬如小学教师可以定为右派，而小学里的勤杂工就不会成为右派，只叫“反社会主义分子”。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鸣放多就事论是，并不涉及共产党的政权，但一概被认为是反党。譬如四川荣昌县，一九五六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六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干部抨击县委瞎指挥。县委便说他们“放毒”，将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四十七人逮捕判刑。
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分子”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少一个“反党”，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按敌人处理，而且总数超过了右派的数目。
廖盖隆没有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总数是多少，但既然多于中共官方公布的右派数五十五万，可知应在六十万以上。这六十万人就是工人、农民中的“右派”，只不过中共从策略出发，不用“右派”这个名称罢了。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分子，譬如四川郫县唐昌镇另有创造，在居民中揪出了三十一个“烂言分子”。还有大量的没名目的分子。正如廖盖隆所说：“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反右使大跃进通行无阻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只限于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到对粱漱溟的批判等，工人农民未受打击。将“阶级斗争”在全民、包括工人农民中铺开，是自反右运动开始的。把几十万工人、农民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将成百万农民打成有名目、没有名目的各类“分子”，正是一九五七年底到五八年春那半年间的事。中国农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的政治镇压。反右斗争不仅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也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所以五八年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工农和知识分子一样不敢说话。
大跃进开始没多久，各地就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人民公社好不好？要不要大跃进？该不该放下农活去炼钢？”那同反右斗争一模一样，谁有不同意见就“辩论”谁。名曰辩论，实则斗争。受不了“大辩论”的，索性自杀。如黑龙江省，到十月底之前，“在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全省共发生十起自杀死亡事件。”
反对大跃进”与“反革命”几乎是同义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国大肆抓人，仅江苏省就逮捕了五、六万人。此外，还有县办、社办的非正规的“劳教”场所，收容了数万人。仅以镇江市和扬中县两处“收容劳教场”统计，“四百八十五人中，应该劳教的仅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九。劳教人员中，被打、挨饿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的就有三十二人。”
与此同时，打人、捆人风刮遍全国农村。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此深恶痛绝，他愤愤地抨击那些打人的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还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就是搞‘共产主义’。”
在这种暴戾、恐怖的情势下，各种荒唐绝顶的行为在全国通行无阻，无人敢阻拦，连毛泽东的老家湘潭韶山也不例外。公社要修水库，“韶山大队的社员在晚稻还没有收割完的情况下全部被调到水库工地。剩下老弱病残只能守家，看着到手的稻谷熟透了烂在地里发芽，红薯也烂在地里。”一九六○年底，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毛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直接向毛告状说：“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
一九五八年的荒唐通行无阻，最终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七年七月，毛泽东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岛会议上曾提到因一句“农民在饿死的边缘”而成为“大右派”的罗翼群。他说：“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群”。罗翼群是广东民革成员，被打成右派后，被当局精心安排下乡“视察”。实则一路组织斗争会，让农民现身说法，说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幸福，“农民在饿死的边缘”是如何荒谬。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咒骂“大右派”罗翼群。
然而，过了两年，全国农民就从“饿死的边缘”落进了“饿死的深渊”，三千万人饿死。这时，“大右派”罗翼群再也没人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