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消息，中国在2009年向媒体发出了62道禁令，禁止有关群体事件和敏感问题的报道。与此同时，当局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消息说，中国当局2009年向媒体发出的62道禁令只是“数以百计此类法规的一部分”；禁止在媒体曝光的内容包括：电影演员章子怡的海滩艳照以及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等多方面的信息。许多敏感事件除新华社而外其它媒体不得报道，如汶川地震中遇难学生家长的申诉，香港11月的选举，等等。至于2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等，连禁令都无需发，因为当局知道，不会有人擅自作出报道。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指出，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也就是说按照上面的宣传口径施加自我限制—的现象很严重，尽管许多记者是敬业的。
旅美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中国缺乏媒体自由，根子在于政府不认同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价值：
“因为和国际社会价值取向不一样，实际上它对人的最基本价值，比如言论自由表达，实际上是否定的态度，它认为人不能随便说话。中国实际上一直是这么做的，它不让你随便说话。结社更是这样，《零八宪章》它就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组织形式，所以采取一种严厉镇压措施。以前它一直宣扬共产主义。可是现在的话，共产主义它自己都否认了。那它就得找另外一种价值观来取代。现在好了，就往孔子那方面靠拢。孔子这个体系完全是一种封闭的，孔子那一套实际就是完全为统治者服务的嘛。”
中国政治评论家曾宁则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当局要实行言论管控：
“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和中国目前的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政府它要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一元化的，专制独裁的这种政治体制建立在没有舆论管控、舆论控制的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
曾宁说，当局对言论的管控也与社会危机有关：
“当社会危机越是高发的时候，作为中国政府的话它对于舆论的、所有的对社会的这种管控也就会变得更加严厉。”
这位评论家说，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自我审查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相当多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是有良知的：
“中国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与其说他们是自我约束，倒不如说他们是被迫为之，那么，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相当一部分人应该说还是有自己的道德良知的，也敢于说出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有些的话就是采用靠打擦边球，这样的方式。”
曾宁说，中国当局的确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但是迄今为止，当局对平面媒体的管控尤为严重：
“平面媒体相对于网络媒体应该说受到中国政府管控的程度要更严重得多。”
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新的一年中国对媒体的控制会越来越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