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特性的强调有时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时候是抗拒变化的托辞。
对独特性的强调有时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时候是抗拒变化的托辞。
开罗的一位小说家认真的对我说：“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殊，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紧接着，另一位引用起读到的拿破仑名言： “埃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拿破仑说过很多名言，一些智慧、很多愚蠢，很多中国人熟悉的是另一句：“不要让中国这头睡狮醒来，它会震惊世界。”
从长江到尼罗河，这小小的例证表明，人们多么愿意陷入自我中心，以为自己的与众不同。倘若你愿意，可以随时添加新的例证。长久以来，欧洲人相信“欧洲的奇 迹”难以被复制；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说，比起其它国家，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尽管它和其它鱼类一样在大海中游泳，但没人知道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 同的物种；德国人，从黑格尔到希特勒，他们都相信德国肩负着与众不同的使命；美国人已经谈论了很多年的“美国例外论”……
你很难说清独特性到底来源于什么？它是历史经验、习俗、政治制度、商业贸易、审美、食物，或仅仅是地理条件……这些因素纠缠、混杂在一起，说不清到底那个起到支配作用。
人类的矛盾也正在与此。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独特性自豪不已，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方式强加到别人身上。欧洲人曾经为自己的人种、文化、语言、政治制度、生活 方式自得不已，只有在欧洲才能产生这一切，接着又在精心的把西贡变成了小巴黎，在孟买推广英语教育、修建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房；日本人强调日本文明的独 特，却有一种难以抑制自己的强烈冲动，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人的方法带给朝鲜人、中国人；美国人都认定自己的独天独厚，却用自己的信条重组了德 国与日本，创造了“华盛顿共识”；埃及人如今只能强调自己的历史和地理的独特性——它有着七千年的文明传统、横跨非亚，他们也一定记得纳赛尔年代，他要创 建阿拉伯联盟，把埃及革命推广到整个中东。
世界的历史经常就像是一场虚荣与权力的竞技场，人们要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还希望（经常也强迫）别人承认这种独一无二、学习这种独一无二。这种独特性既是自尊的来源，也酝酿了偏见。
中国正成为新一轮“独特论”的主角。中国人从来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漫长的中央王国的经历，让人们都陷入这种迷恋。即使在中国十九世纪末被外来者打得七零八 落时，士大夫们仍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曾经要期待美国与苏联拯救中国，却在他的三民主义中大谈中国的国情；蒋介石想依靠美国来战胜日本， 却强调独特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要把北京变成了另一个莫斯科，但他与赫鲁晓夫冲突后，就开始宣扬“独立自主”；而当邓小平自知中国面临崩溃，被迫改革 开放时，他仍在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更为强大的“中国模式”，它不仅拥有自己独特性，还准备这种特性推广更 广阔的世界。再没有比马丁·雅格（Martin Jacques）的畅销书更能代表这种新情绪——《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在中国社会激起了普遍性的共鸣。马丁·雅格对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 强调—中国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既令西方读者惊恐，又令中国读者赞叹。似 乎这样一种景象已逼近——中国的扩张是独特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它将用自己的方法来重新塑造世界。
只可惜，所有的独特论或例外论，都有终结之时。而人类经常是通过自己的健忘，来不断获得崭新的体验。二战之后的德国，逐渐很少有人谈论“德国例外论”，德 国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历史学家们也承认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独特性不过是专制者们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借口。日本人的独特性在一九九零经济泡沫 崩溃后，也很少有人再提，仅仅二十年前，世界都在惊叹独特的日本经济模式——终身雇佣制、日本式的勤奋、通产省的政策干预，都曾用来解释这“神秘的日本奇 迹”。
而反观中国的历史，对独特性的强调有时是民族自尊的延伸；但更多时候，它是抗拒变化的托辞，是自我安慰的武器。因为中国特性，所以中国不能追求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不能享有人权，必须要忍受一个独裁的政体。“中国的独特性”经常变成了谎言的另一个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