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新社的报道来看，所谓"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是说有配偶或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将不再充当法院院长、副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委员等领导干部提名人；已经担任法院领导职务的，"或本人选择辞去领导职务，或配偶子女不再从事律师工作"-总要由一方选择"退出"。
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李和平律师说，中国的法律程序已经有了回避制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制度，而要去限制法律人士的择业方向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任何一方他就无权去限定另外一方他的择业方向。中国已经有一个叫回避制度，好比就是说审判员、审判长与这个案子有利害关系可以申请他回避。"
李律师表示，媒体所报道的重庆市拟议中的"单方退出"制度，不一定能够使司法程序摆脱权利或金钱的影响：
"它这个规定非常可笑。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就说不光是这种血亲关系或姻亲关系会使这些人的关系更紧密，而且现在这种金钱、还有其它利益上的东西，甚至超过这种好比血亲关系或者是姻亲关系。那这个怎么办？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权力的影响、金钱的影响。那怎么办？是不是就是说法院院长或者说领导职务上的人都换上机器人，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不可能的！"
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的杨在新律师表示，广西省多年来实行的实际上是回避制度：
"那种机制在我们广西已经实行多年，就是说他本人是本地的法官，他配偶是做律师的就不能办理本地的案件。比如说合浦县，我们这里是合浦县，合浦县的法院的法官，他的配偶是做律师的，就不能代理合浦县法院办理内的案件。合浦县以外的其它地方的案件可以代理。还有法官如果是退休的或者调动其它工作，后来从事律师职务以后，也不能代理本院的案件，这个也是实行多年了。他一般主要是担心法院的法官，他的配偶、他的子女、他的亲属会利用他的特权跟他的亲属，这位代理律师人在某种关系上引起一种不公平的东西。在代理和审判的方面起到某种帮助的作用，导致司法审判不公。"
杨律师说，重庆市拟议中的作法：要么限制一个人在法院的职务，要么要求其配偶或子女放弃律师职业，都是不太合理的：
"这很明显就是说你配偶是从事律师职务的，跟你的亲属或者你的配偶是在法院做法官的、做领导的，他只能在当地产生某种影响力。可能影响呢跟这个代理律师产生某种联系嘛，有影响。他如果是再跑到外地从事律师职务，他跟重庆肯定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不妨碍审判的公正问题。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不给他做法官或者不给他做领导，或者不给他代理律师的业务都是不公平的。"
重庆市法院的改革还包括完善法院工作人员近亲属的从业报告制度和内部公示制度等。李和平律师表示，这些改革也许"搞偏了"：
"它这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仍然是搞偏了。如果在中国当下的这个社会里面，实行它那个制度，即使向社会公开，它不是刚才说的是向法院公开吗？即使这个事情向法院和社会全部公开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促进问题的恶化，因为大家知道，噢，谁谁的亲戚在哪儿，那说不定就说是更找他。如果就是说在重庆，他们要是真正地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那么就是说首先放开媒体，允许媒体新闻报道，再加上就是说增加人大代表对这个问题的制约的力度，好在一有问题我们可以问责。再还有就是说，使律师真正的独立，让律师来评价法官、检察官。只要他有这种贪赃枉法的事情，只要能够抓住了那他丢饭碗，那就OK了嘛。"
两位律师都认为，政法委的存在不利于司法公正。杨律师说，政法委往往将案件政治化：
"政法委这方面呢，他们主要任务是对重大的疑难案件的参与讨论，最后拍板决定是他们的。往往呢他们只考虑政治方面或者所谓的社会稳定这个方面来考虑。他没有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根本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案件、来决定案件的命运。掌握职权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愿意把权力让给公众、让给老百姓。他们要独占、独享这方面的权力，可以达到他们个人的或者他的集团的利益。"
李和平律师则说，政法委的存在妨碍了法官和检察官
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