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1月12日讯】编者按：河南青年医生王淑平女士九十年代透过专业分析，发现爱滋病由血桨经济的交叉感染而泛滥，惊动国家卫生部而关闭全国血站，为防艾立下大功。但是她却 遭到打压，失去工作，被迫离乡背井赴美求生。王医生十二月二日在华盛顿DC接受开放主编访问，详谈中国爱滋血祸内幕和个人的遭逢。
在出版高耀洁医生《血灾：一万封信》时，我留意到书中第一个向北京反映河南爱滋病是因卖血而传播并受到打压，不得不出走国外的"王淑平医生"。我想，高医生被迫来到美国，已是有例在先，她们关系如何？这次在华盛顿的传媒约会中能见到她吗？
当看到对华援助协会传来的嘉宾名单中，果真有王淑平的大名。不出所料，在罗得岛大街的酒店初次见面的印象，和广为人知的高医生不同，王淑平是中年一代的仍然年富力强的一位中国医生。由这两代读书、工作都在河南而与爱滋病防治结缘的医务工作者来向美国公众说明真相，那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安排。如果，说高耀洁的事迹更多地显示了中国老一辈医师执著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王淑平则是代表中国文革后一代知识份子忠于专业操守的务实风格。
亲身参与河南采血浆站工作
在华盛顿匆匆三天，日程很紧。和王医生的访问只能安排在深夜，谈了约三个小时。
王淑平一九八三年从河南医学院毕业，专攻传染病防治。八六至九一年在河南周口地区防疫站工作，负责输血后肝炎调查，透过人群和临床调查乙型肝病的防治。周口地区在豫东中部靠近骡河市，辖九县一市，人口超过一千万。她们的调研工作与北京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合作。双方人员，互通来往，论文发表在《中华病毒学杂志》，九一年他们的工作已小有名气，受到业界注意。
一九九一、九二年间，周口防疫站办起了"单采血浆站"，是扩大经济效益的副业。因王淑平专长血液分析，被任命为副站长。采浆站多少人呢？正副站长、医生、护士、会计共约三十五人，其中医生仅二人。站长是个军队转业干部。开张之前，王淑平和一班护士专程去河南空军的老血站学习取经。
人的血液分白血球、血浆两部份，离心机可将二者分开，血浆在上，血球沉在下，若一半对一半。血站只取上面的血浆，血球则加点盐水输还给献血人。一次抽五百ＣＣ，还回二百五，故要抽两次，才够五百ＣＣ血浆。
因为只要血浆，这样的抽血站就叫"单采血浆站"。规定一个人一月能抽二次，即卖血浆一千ＣＣ。
想必血浆一定很贵吧？这正是副业有利可图的原因。王淑平介绍，血浆是制造"白蛋白""球蛋白"的主要原料，白蛋白给危重病人用，一小瓶一百多元，球蛋白可防治肝炎，价格便宜一些。生产这两种血制品的厂商，有上海生物制品所、郑州空军、石家庄、沈阳、兰州、武汉等地的军队和地方生物制品所。他们都收购血浆，由银行贷款，三天两头就有银行的人来坐等交货付款。除了内需还出口血浆，据医学科学院的人透露，每年出口的血浆可赚"十八个亿"。
一个血站一天抽血约五百八十人，或六百人，五百ＣＣ献血收入四十五至七十五元不等，一天可抽血三十万ＣＣ，收购价大约每吨血浆（二百万ＣＣ）二十万元，可进帐六万元，支付献血者三万多元，一个血站一天就可以赚两万多元，一年就近一千万元。但发给员工的一年只有一个红包，一千多元。血站是县卫生局的下级，收入不用上缴。到九四年每县都有一、二个血站，周口地区共十五个。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二○○一至二○○三年全国血液制品用血浆量，每年是二千七百吨、三千吨、三千八百吨，二○○六年为四千吨。而这些血制品销售收入○二年为二十六亿元，○三年为三十二亿元。换言之，一吨血浆变成血制品后会值八十多万元，比从血站收购价高四倍，而卖血者一个月两次不过收入一百三十元。因此，大陆普遍瞧不起卖血的穷鬼，也把血站人员叫做吸血鬼。
透过丙型肝炎测试发现交叉感染
王淑平医生在血站只做了一年。她的工作是抽血前检查献血者有无乙型肝炎、肝功能转氨磓四十是否升高、蛋白够不够。
她在工作中发现，第二次、第三次献血的人肝功能转氨磓上升超过四十单位，怀疑是否另有肝病毒？乙型肝炎可经过手口传染，丙型肝炎病原只有血液才可传染，但没有试剂，不能检测。于是她留下血液样品，九三年六月去北京医学院病毒所拿到试剂，一查，果真是丙型肝炎。说明是抽血过程中的"交叉感染"所致，即医疗器具如剪刀共用、分浆室换衣不严格、血袋也共用。王淑平即向护士们提出要求，医具每人分开，但站长不支持。
丙肝污染与爱滋病有何关系？王淑平医生说，九十年代初中国没有爱滋病问题，但九四年已有文章说丙肝的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三，交叉感染在各地血站严重，而卖血者为多赚些钱，到处串献不受一月二次的限制。于是她在九三年到北京卫生部疫症司三次，向一位资深防疫专家庄教授反映，庄教授也知道云南边界已有二至四成吸毒者是爱滋病带菌者，这些人如果进入血站，受滋病毒就会如丙肝一样在中国泛滥开来。
九四年，王淑平做课题研究，将血站交叉感染情况寄给庄教授，庄教授报告卫生部，引起重视。部里询问河南省卫生厅，省里追血头。要求报告各站交叉污染情况。王淑平的站长，找到她了。质问她为什么要向北京报告，是刁难血站的工作。把她撵出血站，调到周口地区卫生局疫政处做主治医师。月薪二百多元。疫政处是管各血站的，更有利于王淑平调查血站的全面情况。
她和副局长五、六人下去检查，发现各站转氨磓都超过百分之四十，在四十到八十间的献血者仍在用，他们下令将原有二万献血人淘汰只剩下六千人。并向地区专员汇报，专员要开大会防止交叉污染，但血头抱怨生意不好了，他们要继续干。要求成立临床检验中心，但不拨款，成立不了。
这时，终于在一个血站中查出了一个爱滋病的阳性反应ＨＩＶ者。遂于周口成立唯一的临床检验中心。北京也支持，九五年召集各血站试验室主任开会，都承认输血污染严重。
发现爱滋病毒震惊北京曾毅院长
这个爱滋病毒感染者约三十八岁，太康人。他说在昆明嫖妓一次，又在昆明卖血，染上爱滋病。回河南后，在商丘几个血站也献过血。王淑平见他静脉都是肿的，试剂查证，是阳性反应。
她给区卫生局长、省卫生厅长反映，要求血站加上检查爱滋病毒检测指标，以防爱滋流传，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检测费用太贵，血站负担不起。王淑平锲而不舍，收集各地四百零九份血浆采品，用四家不同试剂做爱滋检测，结果阳性反应都在百分之十三上下，证实感染严重。她立即报告卫生局长，局长当面夸奖她："为全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淑平禀报局长：ＨＩＶ感染在上蔡、开封，全国还有更厉害的地区，请你向上报告。
可是，一个月后，她再见局长，询问上报没有？局长反问她：到底你做的对不对呀！原来局长同志没有上报！局长要她提供一个书面报告。一九九五年底，她交了报告。深怕下面的官儿们不可靠，王淑平带着几十份血浆标本，去北京找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按：曾毅，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俄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国家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世卫肿瘤专家顾问组成员）。但检测一份要收七百元，她绝无此财力负担。见曾院长后，获支持检测十六份，结果十三份阳性，三份不确定。曾院长为ＨＩＶ之泛滥相当震惊，连夜即上报卫生部。
中央紧张了。马上下令河南追查疫情。地区卫生局找到王淑平的丈夫，丈夫电告在北京的妻子："你在哪儿呀？赶快回来！"王淑平迅即返回家中，刚到家，卫生厅长来了电话："王淑平你搞了个大地震呀！你做得好！非常好！这是你的功劳！继续努力，好好干！"
但是，第二天，气候突然变了。区卫生局领导来家，明白表示"你不能再干！"可是，省里还是叫干，第三天，下来不少专家，向王淑平盘根究底，查问"干了啥？血样咋来？"来来回回人不少。最被动的是周口地区卫生局，他们要王淑平将她那份未上报的报告删去部份内容，王淑平拒绝："要删，你们自己删去！我不删！"局领导对她抱怨之至："为什么别人不能发现，只有你能发现！按照你的分析，一个血站一天有一千人感染（爱滋病）！要他们关闭血站，那还得了呀！"
卫生部下令关闭全国血浆站！
局长指责王淑平不经程序送一千多个血样标本出去，而预防医学科学院爱滋病防治中心没有检测，免去了她的工作。
但是，九六年二月，国务院卫生部下达红头文件，要求全国关闭血浆站。这是对王淑平工作的最大肯定。王淑平说"当时外界可能不清楚，如果没有曾毅这样有良心的科学家，这个文件还不知何时下得来？全国又要增加多少爱滋病例。"她的语气中透露着明显的无奈感。因为真理抓在小人物手上，很难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暴发的血浆站关闭了。正规的血站从此要加测爱滋病指标。回顾九十年代这场血浆大战，王淑平说，河南估计有四百个血站，关掉了二百七十八个。全国血站可能有一万个，一个血站的献血人也以一万人计，全国献血者应达一亿人。保守估计减半来算，献血人就有五千万，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过血站感染爱滋病毒者即有五百万人！此外，输血感染、血制品感染还无法估计，常用白蛋白的空军部队已有发现ＨＩＶ感染，但没有人报导。
全国一九九六年二月开会后，河南省委同年也开了大会，王淑平不被邀请出席，她仍挤进去旁听了。一位副省长发言承认爱滋病泛滥是血浆站引起。但副省长强调"省内的事，不能向中央捅"。会议下面层层开，到了地区，大为走样，没有问责，没有反省。大发牢骚，说迷信算卦的都有，还有人骂"周口那小子""北京曾什么毅胆真大，与我们对着干！""谁也别干了！都下台！"
流离北京五年，被迫远走美国
有一次，王淑平在卫生局，前局长褚某借拆牌子之机，扬起长棍向她头上打去，边打边骂："砸牌子！不干了！打爱滋病毒！人不罚神罚！"王淑平高叫，我要报警！褚就冲上来对她又抓又骂，气极败坏。最后王淑平向专员投诉，不了了之。
王淑平在河南待不下去了，只能待在家里给丈夫做饭。百般无奈之下，她打电话给曾毅教授求助，曾院长答应接她去北京他们医院试验室做爱滋病研究，"学习工作"，有饭吃，没有正规工资。就这样，九七年到二○○一年在曾院长庇护下过了五年没有收入的生活。
一位"长在红旗下"，对专业卓有贡献的年轻医生，竟沦落到如此地步，海外的读者可能难以想像。王淑平寄住在北京姨妈家，合睡一张不能翻身的窄床。河南家的安定，也因为她揭发爱滋血传播问题遭到冲击。专业上，丈夫支持她，但是持续不断的组织和社会压力使他受不了，回家就生闷气、发脾气。两人出外散步，也和解无方，解说不清。感情终于逐渐稀释而淡出。这也是丈夫和女儿留在河南，她不得不出走北京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五年，王淑平母亲去世，回乡回不去，没有工作，不让干活，在曾院长处也不是长久之计，她只有自觅出路，终于透过网络找到一份远在美国的工作：犹他州一个研究机构需要她这样的血液分析人才。在熟人的协助下，一边办理出国护照，申请签证，一边补习英文，二○○一年终于只身来到美国，寻找人生的新机会，那时，她不过四十一岁。
王淑平告诉我："我出国已经八年，在美国有了自己满意的专业工作，完全摆脱了在中国那样的压力和烦恼。虽然不做防艾工作，但仍时时关心中国爱滋病的状况。相信有曾毅、庄教授那样好多医学专家，和许多关心民族健康的大夫和社会人士，防治爱滋病的恶性传染一定会做下去。"
王淑平在美国适应得很好，重拾专业尊严，也找到人生的寄托。她的女儿已来到美国，在亚特兰大大学毕业。她还收养大哥的两名儿女，让她们在美国受教育，虽然负担不轻，但一家人过得很快乐。
这就是我知道的一位出生在河南惨烈的大饥荒年代，又为河南爱滋病血灾逼走他乡的中国医生的故事。大陆传媒对她也不曾遗忘。知名的《南方周末》二○○五年报导河南爱滋病十周年时，称王淑平是"第一个发现河南爱滋病传染的英雄。"
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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