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氏改革的后期，改革不断降温甚至停顿，因为改革已经难以支付改革继续进行的成本。在权力结构拒绝改革的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改革举措都会成为权贵阶层进一步掠夺的契机，但是，不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又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在高压锅中进一步积累。胡温等政治家为了防范社会突变带来的风险，只能在僵持中无力地挣扎，他们难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国社会似乎在僵局中僵化。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而是一个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
我们用三十年时间造就了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体制，这个体制顽固地僵持到现在，不但难以解决不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连既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都不太认可这样僵化的体制了，只是人们身处中国权力社会的分赃系统中还有利可图，所以说，利益使这个社会还勉强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已经在等待最后一根稻草了。从利益的角度上讲，破解这个体制僵局的也终将是利益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者阶层在现有体制下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得利益者阶层更是走向举步维艰，盼望改变。
既得利益者阶层在怎样破解这个体制的僵局呢？他们一方面利用在现有体制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败坏这个体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这一简单的事例来说，按照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的圈地本身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可是既得利益者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还要破坏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圈地。
比如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大块的土地，他们就把大块的土地分批次圈掉，再比如说，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占良田，他们就可以把良田划定为盐碱地。不得利益者阶层又在怎样破解这个体制的僵局呢？他们一方面利用现有体制维持自己看似正常实则艰难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对败坏这个体制并深度伤害他们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阶层进行顽强的抗争，并且是以维护这个体制的面目来追求体制本身的变革。就拿上访者的事例来说，上访者群体所张扬出来的诉求并不是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要求最高当局按照体制的规则归还他们在利益链条中应得的份额，但是最高当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终促使上访者群体进行体制的反思，并产生了变革体制的积极意愿。
既得利益者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民间维权进行打压，漠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得利益者阶层在利益上受到了伤害，但是又不能通过法律和制度的管道寻求解决。官方和民间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胶着和持续的状态，可以说，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正在围绕僵化的体制进行一场战争，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维权运动。
起初，维权运动只是民间社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体制内抗争，后来，维权运动逐渐显现了自己反抗体制的特征，这也就是官方和既得利益者阶层有意识地对抗维权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通过维权运动在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战争的双方并不是要消灭对方，战争的结果是要通过体制的变新而寻求双赢，这就是维权运动的良好性质。虽然维权运动中双方付出的代价也许很大，虽然既得利益者可能遗臭万年，虽然不得利益者可能一批又一批地悲壮退场，但是这场运动的性质并不因此改变。这就是中国社会建构与结构的一种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道路。
于建嵘先生说，维权运动只是利益之争，没有权利之争。也许于建嵘先生有所特指，但这样的说法本人并不苟同。中国的维权运动在话语上确实有回避权利斗争的嫌疑，但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显然，一方面是因为官方的刻意抹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弱势群体在经历政治风险后学会了新的斗争技巧。维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以这样的技巧为荣耀，他们不多说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只说自己最近的目标是什么。这就好比中共当初哄弄国民党一样，少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多说学习美国搞民主和宪政的巧话。但是，任何的利益争论里面，必然有权利的争论，因为利益只在权利之中，而不在权利之外。
维权运动从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损失上启动，逐渐走到全面的社会问题上，其范围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公民权利方面，例如，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结社权、意见表达权、环境权、知情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等等。公民维权的范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而公民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也越来越主动和积极。可以说，维权运动已经成了有广大不得利益者参与的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将成为改变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维权运动也带来一种契机，它最终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公民权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
中国自由的道路在民间，指望既得利益者主动扩大自己的胸怀，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不现实的。也许当局和既得利益者会逼不得已地进行社会变革，但是这也需要民间力量的推动。维权运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运动，是一种民间政治，是一种民间参与的方式。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启蒙的阶段，反对的阶段，现在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参与的阶段，维权运动就是这个参与的阶段。但是维权运动显然吸纳了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的一些有益的经验，所以，维权运动具有继续启蒙的性质，也有继续反对的性质。大量的维权积极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公民的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做派，他们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有益的力量；还有一部分维权积极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对派的行列，成了推动中国民主的战士。
全球化、互联网和家庭教会，这些都是改变中国的因素，而维权运动则有效地和这些因素结合了起来，并且在这些结合中使自己成熟起来，与现代文明进行了接轨。全球化为维权运动提供了文明参照体系，互联网为维权运动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家庭教会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权运动提供了独立的不受政府支配的思想信仰。在这种情况下，维权运动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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