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唐荆陵律师，陕西省高中生徐梗荣在拘留所被民警刑讯逼供，后来导致死亡的事件，现在有个一审判决。当事的两名民警现在被判处两年到一年的徒刑，公安局长也被判处两年徒刑，你对这个判决有什么看法？
唐荆陵：我觉得它这个判决可能很有问题，具体的判决书我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就说在国内它当时出来这个判决之后都是一片哗然的。就是因为如果说是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或者是致人伤残的。它这个量刑象这样量刑的话，应该是有量刑不当的可能性，但是判决书是具体怎么说理的我就不知道。就没办法指出具体它是荒谬在什么地方？但是从给定罪是给定为刑讯逼供罪，但是它又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后果，它这样量刑显然是不恰当的。
记者：你对丹凤县公安局长以及两个民警刑讯逼供的这个判决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刘青？
刘青：这一判决是起不到惩戒并且警示作用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搞死了一条人命，仅仅判这么轻的刑；再一点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警察被判刑之后，实际上是不服刑甚至很快就会释放的。即使是在监狱里没有关系的，他也是受到特殊对待的。所以，警察不会因此而受到警戒或者刑讯逼供的减少。当然啦，刑讯逼供最主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处理刑事案件是重口供而不重证据。因为重口供在审讯的时候，它就是靠严刑逼供。"
记者："唐荆陵律师，象这个案子使我们想起一系列在中国监狱当中或者说拘留期间被打死或者说不明原因的，你觉得这暴露了什么样的问题？
唐荆陵：它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监狱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多刑讯逼供的状况嘛。这个呢主要来讲是监狱里面的人权保护的确存在着制度性的问题。它最近曝光的一系列案件都揭示了这一点。因为在嫌疑人被关押期间很难见到律师，也很难有其他的象亲属会见呐，取保候审呐，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再一个方面就是关押的机关和刑侦的机关之间彼此缺乏真正的制约机制，这些因素都综合起来就很容易地让刑讯逼供泛滥起来；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出现刑讯逼供的事件以后呢，它又很少被追究责任，或者象今天这个案子，他总算给追究责任了，但才量刑两年。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导致了刑讯逼供会比较难以被扼制住。可能还需要一些象这样类似的案例，一些被逐渐披露出来,有关的责任人被追究责任。同时，在羁押制度方面应该做一些改革，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涉及人身自由的这种限制性的制度方面做一些改革的话，恐怕才能有效地扼制这个问题。
记者：刘青，你大概知道中国最近‘躲猫猫'事件也是今年也是一个在监狱中不明死亡，后来有一系列的不明死亡事件。你觉得在中国监狱，无论是拘留所出现这类事件，就是刑讯逼供事件，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减少这样的现象呢？
刘青：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法律要公正、法律要公开。如果不能公正和公开，那么不能严格执法，这种事情是永远杜绝不了的。你比如说很多家属对死亡有各种信息和可疑之处表示怀疑，但是不管是公安，是检察还是法院对此不理不睬，不受理。很多这种死亡人的家属成了上访户。倾家荡产，多年颠沛流离进行上访。但是得不到任何理睬。那象这种事情如果是严格执法的话，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记者：唐荆陵律师，你觉得中国监狱，拘留系统，怎么样对它们进行监管，以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呢？
唐荆陵：因为我想的话，它应该分好几个方面：一个是对现有的政府机关之间彼此的制约应该进一步加强。这方面从制度上讲，它以前也规定了一些制约性的制度，但是仍然来讲，这个制度的制约还不是太强的。其中一个因素呢主要就是彼此制约的机关之间缺乏制约的，互相制约的动机，这是第一个可以改的；第二个应该考虑从外部方面去改动。就是说在对被拘押的人，应该减轻他拘押的强度。我们这里呢，是把一个人他一旦拘押了，就是外界社会跟他失去联系很久了，包括他的律师都不容易见到他。象比如说他的亲属呀、他的律师呀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是宗教机构。这些如果能够有比较方便的途径去见到这个人的话，那我想这对于遏制这个刑讯逼供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关在监狱里，要是外界的人士，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机构或者是组织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人员能够比如说每周都能见到他的话，那么，这个刑讯逼供有时候也就很难行得通。因为你把这个人打伤了，人家去看他身上有伤，他这个伤情就能说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它的刑讯逼供就很难施行了。这是一种在外部就是说引入一种外部的监督力量。当然，也包含新闻机构可以更容易地进入拘押场所去采访，去披露有关的信息，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改革措施。
以上是在广州的唐荆陵和在纽约的刘青讨论中国警方的刑讯逼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