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11-14 22:54:02作者：
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中，学生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二战前，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以前，大学被以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所垄断。一些犹太平民子弟靠优异的成绩进了常青藤院校，就让既得利益集团惊恐不已。在一战以前，常青藤院校还是延续欧洲的传统，按考试成绩的客观标准录取学生。
这种录取政策，并非看起来那么公平。比如，考试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语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学校不教或者很少教。结果，那些从私立贵族学校出身的WASP还是占尽优势。但犹太人的到来挑战了这一体系。这些犹太子弟学习认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精心准备常青藤院校的入学考试，并经常能够战胜WASP子弟。
纽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地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达40%以上，这就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专门的“录取办公室”于1910年在该校建立，其使命就是解决“犹太问题”，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是在录取时不仅看成绩，还要看学生的“品格”和“领导力”等素质。
这种评价方法具有非常主观色彩，使录取官员可以绕开客观的考试标准，结果大见成效。到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被压到了22%。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也很快效法。考生进大学不再是参加一个考试那么简单，而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和家庭背景资料，撰写自传性的作文，描绘足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领导力”的课外活动。当然，还要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写推荐信。录取时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没过多久，录取办公室就成了美国大学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门，美国大学的历史由此被改写。
这套系统在二战后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经过平权运动而被用于扶助弱势子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如今，美国的大学录取仍然不仅仅是看成绩，个人在功课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取舍过程是严格保密的，这就给录取过程带来相当大的神秘性。最近，马萨诸塞州的两个知名大学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监督整个录取程序，最后记者的观察公开登在报纸上，使我们对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了解。
这两所大学都是快能与常青藤院校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藤”之称，录取竞争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15000名申请者，最后能收到录取通知的有3000多学生。录取委员会有7名成员，从3月开始一起开会审阅录取材料。
一名女生的申请材料是：成绩全A，女童子军成员、舞蹈家、同学的辅导老师……然而，如此优异的记录难以给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予以否决。一位录取委员会成员说：“这样的人太多了。”
一位意大利蓝领工人的儿子，因为其作文动人地描述了他对食物和家庭的热爱，以及他和自己智障弟弟的关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获得一致通过。一位平均成绩为B、英语成绩为C的学生，她有听力障碍，生长在西班牙语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险的社区，每天要通勤一个多小时上学，从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录取人员对她争论不休，讨论了二十分钟仍没有结论，最后不得不推迟决定。
Amherst College的录取委员会有6位成员，要在7700申请者中挑选1100位学生。一位科罗拉多的学生的资料显示，他成绩平平，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合格。但录取委员会发现，他父亲离家出走多年，母亲失业，他生长在犯罪率极高的社区。结果，他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委员会一致决定录取。
一位来自纽约的牙买加移民，虽然在美国历史和统计两项高级课程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学录取的主要综合考试SAT中成绩仅为1180分(满分1600)，离Amherst College学生1360-1530分的中等水平还差很远。录取委员会发现，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并已经被遣返牙买加。大家一片叹息：“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不过，在纽约，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进了候补名单。(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一半左右不来就读，当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预想时，留出的空额就由候补名单中的学生填补。)
一位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的学生，11岁才开始讲英语，各科成绩都很出色。大家无话可说，连举手表决都没有就把她的材料放进了录取档案。
录取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审查申请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学的学生比例，等等。上述主要三个方面的程度越低，这个学生越容易被录取。
当然，这样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论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学变成慈善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挑选人才。在这样的选才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作衡量学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然，艰难的生活也加强了你对他人的理解力，成为你的“领导力”的基础。可见，“品格”和“领导力”这种在美国大学录取中非客观的指标，刚开始设立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如今则基本上成为辅助弱势阶层的有力手段。
这种录取政策，并非看起来那么公平。比如，考试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语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学校不教或者很少教。结果，那些从私立贵族学校出身的WASP还是占尽优势。但犹太人的到来挑战了这一体系。这些犹太子弟学习认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精心准备常青藤院校的入学考试，并经常能够战胜WASP子弟。
纽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地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达40%以上，这就推动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专门的“录取办公室”于1910年在该校建立，其使命就是解决“犹太问题”，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是在录取时不仅看成绩，还要看学生的“品格”和“领导力”等素质。
这种评价方法具有非常主观色彩，使录取官员可以绕开客观的考试标准，结果大见成效。到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被压到了22%。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也很快效法。考生进大学不再是参加一个考试那么简单，而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和家庭背景资料，撰写自传性的作文，描绘足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领导力”的课外活动。当然，还要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写推荐信。录取时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没过多久，录取办公室就成了美国大学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门，美国大学的历史由此被改写。
这套系统在二战后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经过平权运动而被用于扶助弱势子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如今，美国的大学录取仍然不仅仅是看成绩，个人在功课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取舍过程是严格保密的，这就给录取过程带来相当大的神秘性。最近，马萨诸塞州的两个知名大学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监督整个录取程序，最后记者的观察公开登在报纸上，使我们对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如何查学生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了解。
这两所大学都是快能与常青藤院校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藤”之称，录取竞争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15000名申请者，最后能收到录取通知的有3000多学生。录取委员会有7名成员，从3月开始一起开会审阅录取材料。
一名女生的申请材料是：成绩全A，女童子军成员、舞蹈家、同学的辅导老师……然而，如此优异的记录难以给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予以否决。一位录取委员会成员说：“这样的人太多了。”
一位意大利蓝领工人的儿子，因为其作文动人地描述了他对食物和家庭的热爱，以及他和自己智障弟弟的关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获得一致通过。一位平均成绩为B、英语成绩为C的学生，她有听力障碍，生长在西班牙语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险的社区，每天要通勤一个多小时上学，从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录取人员对她争论不休，讨论了二十分钟仍没有结论，最后不得不推迟决定。
Amherst College的录取委员会有6位成员，要在7700申请者中挑选1100位学生。一位科罗拉多的学生的资料显示，他成绩平平，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合格。但录取委员会发现，他父亲离家出走多年，母亲失业，他生长在犯罪率极高的社区。结果，他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委员会一致决定录取。
一位来自纽约的牙买加移民，虽然在美国历史和统计两项高级课程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学录取的主要综合考试SAT中成绩仅为1180分(满分1600)，离Amherst College学生1360-1530分的中等水平还差很远。录取委员会发现，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并已经被遣返牙买加。大家一片叹息：“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不过，在纽约，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进了候补名单。(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一半左右不来就读，当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预想时，留出的空额就由候补名单中的学生填补。)
一位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的学生，11岁才开始讲英语，各科成绩都很出色。大家无话可说，连举手表决都没有就把她的材料放进了录取档案。
录取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审查申请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学的学生比例，等等。上述主要三个方面的程度越低，这个学生越容易被录取。
当然，这样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论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学变成慈善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挑选人才。在这样的选才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作衡量学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然，艰难的生活也加强了你对他人的理解力，成为你的“领导力”的基础。可见，“品格”和“领导力”这种在美国大学录取中非客观的指标，刚开始设立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如今则基本上成为辅助弱势阶层的有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