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香港维园悼念六四，老中青幼都有
【看中国综合报道】二十年前的六四，学生们关注着国家与社会自主地走向天安门，以六四为分水岭的二十年后这一代学生有何改变？从德国之声的访谈中，我们看出：中国和香港学生同样关注社会，但是又有很大不同。
*香港学生关心人权和民主
1989年北京六四民运被血腥镇压6周之后才在香港出生的文森就读香港大学，身为学生会的代表的他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了学生会的社会工作，在接受德国之音采访时他说：
"我首先想帮助那些被忽视的群体。例如，我们已经发起了一个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运动。我们还计划组织前往云南省"艾滋病村"的旅行，给那里的人带去我们的关怀，增加对当地艾滋病情况的了解。中国政府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而我们想知道病人有哪些需求。"
理想主义的文森，视大学为他实现其理想的平台，他希望其它同学也多关心人权和民主。属于香港新一代的文森说，大多数人首先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够多挣钱。但是文森认为钱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只要能生存就足够了。对我来说钱只是用来满足我基本需求的一种手段。"
主修医学技术的他准备在获得医药学的学士学位之后，致力于为最贫穷国家解决药品问题，使他们能够买得起药。他说，一方面病人因为买不起药而死亡，与此同时制药工业却获取暴利，这是莫大的耻辱。
*内地学生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少有兴趣
相较于成长在一个经济发展、物资丰富年代，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梦想大多是非常具体的事，他们很少思考政治和民主改革，对政治和公共事务也少有兴趣，20年前学生们的政治理想对现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德国之声记者也采访了一名来自中国东南部地区的江西省的北京某大学女大学生刘维琼（音译）。
为了参加新加坡大学的英语入学考试，名列前茅的刘维琼努力学习英语并相信，自己能在那里获得一个学习位置。提到新加坡，她笑着说，那里有很多中国人，这会让她在那里的生活变得更容易。
此外，她还自愿参与大学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活动，帮助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民。但这些并不是没有回报，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能够增大她出国留学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刘维琼觉得，"自私地只想着自己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人的通性。现在的独生子女，他们只有一个人，他们很孤单，而家里面又很呵护他们，促使他们怎么想的就怎样做出来。"
认为钱对她来说很重要刘维琼說："没有钱的工作您会做吗？首先，我个人喜欢从商，还喜欢与人打交道。至于金钱方面嘛，这对我也很重要。毕竟我父母抚养我这么多年，父母现在也老了，也需要我供养他们。然后再加上我还有弟弟和妹妹。我还要资助他们念书。"
她说，共产党腐败、不民主，但是这些不会对她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如今在中国经常能听到的她这样的言论："我觉得增长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把发展搞上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能保证，把我们的发展弄上去，那么你专政、贪污都Ok!"
刘维琼对自己的生活规划作了认真的考虑，她希望先积攒一些当经理人的经验，之后在中国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
*大学生应该以文载道
有人将现在的大学生与20年前六四民运当时的大学生做了对比，比较六四前后时代的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民主建设方面的责任心。
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张炳良教授认为："我想每一代大学生他们关注的事情可能都有点不一样。这个跟他们的成长经验，跟他们所处的时代，跟他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个人发展问题也有关系。...但是从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和从大学的传统来看，我们经常强调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来以文载道。这个对于国家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贡献也是所有学者所有收教育的人应该重视的。我想这个在一般大学生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追求的。所以一方面大学生每一代都有他们面对的不同问题，但是每一代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世界的关怀的传统是不能变的。"
六四之后二十年，这一代学生，同样关注社会，两地学生卻又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