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的海外生涯，肃先生不辞辛苦，坚持义务为社区华人服务，多次获得社区团体的褒奖。肃先生漂洋过海是为保住性命，等候冤案平反昭雪的那一天。由于多年上访无门，状告无效，肃先生希望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布于众，以盼善良的人们给与道义相助。】
记者：肃先生，您当年为什么要出国？
肃先生：因为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走投无路了，不得不飘洋过海求生存……
记者：谈谈您出国前的经历？
肃先生：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因为我叔叔早年被共产党冤屈打成右派，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就成了“右派”的亲戚。尽管你工作如何出色，如何热爱共产党，都不会得到好的劳动报酬，提干入党更不要去想。1959年，在中共全国性“拔白旗”（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也被揪了出来，进行现场批斗。但由于我的工作出色，为人诚实，在工厂范围内有一定的威信，大家对我也说不出什么，批斗会只好不了了之。从此之后，我处处谨慎小心，不议论关于工厂的事情，不到工人家闲聊成了我为人处事的宗旨。
1968年“文革委员会”成立后，派工宣队进驻我们厂。我们厂当时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问政治，跟不上文化革命的步伐”。工宣队的副队长-宫铭（化名）不懂工厂业务，但他通过拉私人关系，拿到了工厂生产副组长的职务。
不求功名贡献良策
1977年12月2号，当时我们厂有1万件外贸棉衣的加工业务，任务落在了2车间，当时2车间服装工192人，制帽工52人，另外4人搬运载货共计248人。按合同12月10日要求运抵香港。若不能按期完工，工厂要赔款256万元港币。宫铭就找到我说：“你看怎么办？我说，你是当领导的，怎么来问我呀？他说：“你的威信最好，你在全厂的威信最好，你说一句话顶我说十句话。”我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说：“哎，帮帮我的忙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那就发奖金吧。”他惊讶地说：“哇！从北京的中央一直到地方，没有一个人敢提奖金，你不怕死呀？”我说：“我不怕。这样的事儿（需要超时工作）只有下奖金才能完成，不下奖金是不可能的。”（编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全国各行业都没有奖金制度）宫铭当时不同意。可没过多久，他又来生产车间找到我，他说：“你需要多少（指奖金）？，我说：“10天完成每人10块钱吧。”那时的10元钱很值钱，能买很多东西。
超时奖励政策对路按时完工为国争光
结果第一天，就完成了800多件（886件），一直到6号那天早上，厂书记对我说：“听你的，你有什么要求？”我说：“看这进度，能够完成，每个人再加两斤橘子，两斤水果糖，鼓励一下。”他就让总务去买。你知道，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很清贫，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了这个格外的奖励，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工作，结果那天完成了2584件。书记说：“你的威信真的是这么大，一句话，大家这么快就完成了。”到10号中午，1万件棉衣加工完成并全部装箱，运送市港务局。此举为国家外贸挽回了信誉，避免了256万元港币的罚款。
随后，我们镇的林书记、区长和区委书记全部都到厂里来慰问我们。他们说：“谢谢你们，这个任务这么艰钜也完成了。”我们镇的有线广播站首先对此事做了广播报道。市有线广播电台不久也广播了“我们厂按期完成外贸任务，为国争光”的事。一时间，县委书记、县长、二轻局、工业局、劳动局等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到我们这里听情况，向我们厂学习。1978年5月份，我们厂还要为此事开庆功大会，市外贸局的领导专门来厂。
记者：您也参加庆功会了吗？
肃先生：但那个时候，我却被宫铭隔离了。有人来采访时，宫铭就叫我走开，不得离开生产车间，怕真实情况泄漏于众，不许我同外面来的人谈及此事。
成绩荣耀公然被窃取
别人曾透露消息给我，事前市外贸有人知道我，提出邀请我参加庆功会。但是开会那天，我并没有接到通知。宫铭不允许我离开车间，不让我沾边。庆功会开了三天，声势浩大。县、市等官员都来参加。吃吃喝喝，古装电影也拿出来放映（那时是不允许的），一天放映多场，从早晨8点钟一直闹到深夜2点钟。来调查的、来采访的人都是采访宫铭，这一切成绩和荣耀都被他窃取了。当天，宫铭就自任书记兼厂长了。
中共媒体夸大其词报道失真
1978年3月，广州《南方日报》登出署名为某市县宣委的投稿。将这件事夸大。工人们都说：“看看，共产党的报纸这么夸张，把10天写成2个月，把10块钱（每人）写成每一个人每个月发20元。真的是胡扯！”
尽管如此，据朋友讲，1978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铁道部部长万里南行期间，在火车上看到了《南方日报》上的这条消息。回京后，他就向铁道部宣布：如果你们也能这样完成任务，我也给你们发奖金。当年9月份，中国国家电台也广播了我们的这件事。从那以后，全国各企业就陆续开始有了奖金制度。
记者：后来您遇到麻烦了吗？
肃先生：1978年8月，我被平白无故的停工、停职了6天，宫铭准备要开除我。理由是说我“破坏生产”，他还写报告到市二轻局去。他在报告里说：“这个人破坏生产，不服从党的领导，领导不了他了，准备开除他了。”
记者：“这个定罪有无具体事实？
肃先生：“没有事实的。”厂生产办公室去市二轻局送表格的人告诉我说：“你几天没工作了吧？他（指宫铭）要开除你啦。”我说我不怕，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又没做坏事。结果，市二轻局不批，他们说没有证据，不能开除我。
当权者嫉火中烧仗势欺人
在随后的几年中，我被调离技术岗位，被罚做过下水管道维修工、卫生清洁工及门卫等。不断遭到宫铭的无理刁难。一次，宫铭要我种花，美化工厂环境。别人悄悄告知：“宫铭扬言，如果花木死一头，就名正言顺的开除我。”此后，宫铭每天都来看看，结果我培育的花木不但没有枯死反而越来越茂盛。宫铭此举又未得逞。
1984年12月的一天，我的11岁的小女儿在家做作业，6个人闯入屋内强行抄家，女儿站在门边拦住他们说：“这是私人住地，有什么事叫我的父亲来。”其中一人姓郭（中共党员）野蛮的将我女儿推倒，用力粗暴，导致我的小女儿右手腕骨骨折致残。我们向上级报告“侵犯人权-无理抄家“的事件，得到的答覆却是，工厂实施“防火检查”。但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结果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宫铭还是没有得到进一步加害于我的证据。1984年，宫铭以权谋私强占工厂的土地建私房，引发民愤。为遮人耳目，宫铭设法于1985年春托建筑公司在工厂的土地边缘建筑一座高墙，高3米、宽30公分、长72米，在我家必经之路处仅留一人可出入，高度仅有1.5米、宽50公分。造成我们家人每天出入必须挤挨这个小小的瓶颈！那时，我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鸣啊……
一直到1986年4月我的长女出嫁前夕，市公安分局的杨先生来我家察看后说：“这个小通道连狗都不能出入还能嫁女吗？你们厂长为什么这样干？”随后，杨先生亲自动手将出口扩大为80公分，墙面高度全部拆除。有人将此事告知了宫铭，他咆哮责骂，直到我叫杨先生与他对证后，他才作罢。
几年后，一名知情人（曾被雇为打手）告诉我，由于抄家搜查找不到任何证据，无法将我开除出去，宫铭曾与派出所勾结一起要置我于死地。派出所书记陈某曾将这名知情人（打手）叫去面授机宜，准备将我打伤致死，并告知一切由派出所负责请打手放心。这名当时被他们雇佣准备对付我的知情人在镇内打听我的情况，得知了我的真实情况及厂里人们对“宫铭窃功罚人”的态度是敢怒不敢言，这名知情人（打手）最终没有对我下毒手。
1986年6月，宫铭以工厂用地建房为名要我们一家搬到农村去住（工厂在周边农村买的旧房租给厂里的职工居住），并通知说，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了，每月给100元钱养到死（注：当时我门一家4口人的生活基本费用最低为300元，且不包括小孩上学的费用，若我还在正式岗位工作月薪应为1500元左右。）就此，我失业了。我的女儿也因经济拮据而缀学。
当时，有好心人帮我联系工作，但都办不成。原因是，大厂都不要，谁敢接受。况且，大家都知道宫铭“后台硬”，不敢惹他麻烦。我为了找工作维持生活到处碰壁，那时真觉得屋漏更遭连夜雨，天啊……！
记者：失去了工作，您如何生活？
肃先生：好心人看到我们家的惨境后，帮助我的妻子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私人工厂做食品包装工，一周工作7天，无休息日，一个月才26块钱，连生活费都不够，很困难。我妻子在加拿大的姐姐每个月给我们寄点钱-相当于50元人民币，以补充生活费用。
记者：面对如此境遇，您怎样寻找活路？
肃先生：由于生活困难，我不得不上访寻求解决。1988年3月上访市二轻局。1988年9月份一共上访6次，但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此间，宫铭还在市局里向人散布说我是神经病，不要别人管我的事。
上访反遭恶人囚
1989年8月24日，我到厂办公室找到宫铭，当面驳斥他的谎言。我说：“你向人散布说我是“神经病，你可以找个医生来诊断或到市二轻局去对质你有无说过此话”。我工作的怎样在厂里是有目共睹的。论车间生产交件，我比任何人都多；搞卫生没有尘沙；浇花种木没有死一头；做门卫工作没有违反过规章；你说我那点不尽职？
张宫铭无言可对，恼羞成怒，他叫来厂警卫某（此人曾因偷窃摩托车被公安法办6年），强行扭住我的左手并戴上手铐将我驱赶出办公室，关在厂内的一间屋子里。
不久，派出所书记陈某来了，不但不听我解释，也不给我解开手铐，反而冲我大声呵斥，中午也不准许我吃饭。而他自己却酒肉饭饱后，拿着贿赂-一个红包和一条35牌香烟（宫铭送的）将我带上手铐押解游街示众，之后将我关入派出所囚禁室。
当天傍晚，派出所所长蔡南（化名）打开囚门，听我讲述了详情，他劝我说，你先回家吧，以后再慢慢解决。
当权者涅造罪名切断百姓活命路
正是1989年8月24日，我面驳宫铭谎言，反遭铐手铐、押解游街后关入派出所囚禁室事件发生的当日，宫铭叫人写了三份报告（给市二轻局、市劳动局、镇管理所）将我同他讨还公道、据理力争的真实情况，歪曲并捏造为“破坏工厂生产”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公职，从此不再给我任何生活费用。由于无法生活了，我不得不继续上访寻求解决。
记者：您上访了多长时间？去过哪些部门？
肃先生：1988年开始，我陆续投寄了12封上访信给地方市政府、法院及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又在随后的10余年间，共投寄国家有关部门上访信92封。其中，往最高法院投寄了8封挂号信；其他国家政府有关部门52封。1998年出国前，我曾亲自到北京国家有关部门上访，但他们接收了材料告知我回去等候，之后一直没有回音。2002年10月31日，我还在海外邮寄一封挂号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十年上访，杳无音讯。
1996年4月，我曾借了2500元钱租宾馆。邀请某市《法制日报》的人来调查我的冤情。他们听了之后，最终也没有写出报道，后来也就杳无音讯了。
我还找过我的同乡朋友，当时任某大学法律系教授。他对我说：“林某（某专区书记）交待过，你的事不能代劳。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我要在这里工作，我的家庭要吃饭，请你原谅。”就这样，原本是同乡朋友，但出于对中共专制的惧怕，也不敢伸出正义之手。
1989年8月24日，在我被铐手铐、游街、囚禁事件发生的那天，派出所的人及宫铭等有关人一起威胁我的太太说：“你们要放明白些，我们可以用电警棍打伤、打死你丈夫都不用偿命的。你们家里没有一个在县、市里当官，而我们背后省、市、地区都有人。不怕你告到哪里，我们有的是钱，花几十万不在话下。”
我后来到市检察院上访时，一名姓谢的检察官也告诫我说，你要明白点，就是告到联合国都无用的。
最后，有好心人劝我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你在这儿里根本没有伸冤的地方。
记者：您是怎样出的国？
肃先生：1995年，我太太在工作单位“煤气泄漏爆炸火灾事故”中殉职。加拿大使馆官员说，因我的太太故去了，才可以给我一次出国探亲的机会，探望在加拿大的亲属。由于出境卡办理遇阻，地方机构勒索费用，扣押证件一个月才放行。后来，在朋友及加拿大姐姐的帮助下，几经周折，辗转香港后，于1998年12月18日晚上抵达渥太华。抵加之后，在原“华侨服务处”伍女士及杨先生的帮助下提交了难民申请。2003年9月，渥太华难民局通过了我的申请。几年后，2006年10月，我又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
记者：您的一生中有何难忘的事情？
肃先生：有两件事，一个就是在中国时，为国家争光，按时完成1万件棉衣的外贸出口加工业务-这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再有就是，在我人生的危难关头，加拿大政府收留了我，给予我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使我终生难忘。
我虽在这片远离祖国的自由、民主的土地上生存了下来，但一想到国内亲人的遭遇及处境，想到几十年的冤案未解，不禁感慨万千。出国后，我也不断寻求解决途径，企盼有朝一日，我的冤案能澄清、能讨还公道，赔偿损失、恢复名誉，这是我能有勇气在海外生存下来的唯一宿愿。
在此，我真心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改颜换貌，我的家人及与我遭受类似经历的大陆同胞们将来也像加拿大人一样拥有一个自由、民主及人权的社会。
记者：您有宗教信仰吗？
肃先生：来加拿大后，在朋友们的劝告下，我接受了基督教。我现在是渥太华华人基督教会的会员。
肃先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冤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补偿经济上的损失，能够早日见到国内的亲人。我相信“善恶终有报”，原上天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