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共主持官员不懂事吗？不会的，是迫不得已。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连中共党内也早已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总之是摇摇欲坠了，这就难怪紧张了。
前天参加一个研讨会，组织者把话题定为"中共窃国六十周年"。这"窃国"两字十分得贴切，我把这"窃国"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同，都在围绕着建立合法性而调整着基本政策，但每次都很快就破产了。
第一次"窃国"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或者更早。毛泽东很了解国人的愿望，就按照"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号，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吸取苏联靠工人暴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经验，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度里，采取了中国传统的模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如果在夺取政权后信守诺言，建立一个保护本国市场经济、并以农村新兴地主为骨干的统治结构，如日本和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这就不是窃取的政权，没有欺骗社会，但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们经过几年新政权的稳定期、消灭了前政权遗留的反对派之后，首先就是违背了诺言，开始剥夺城市私人经济，消灭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场得到全党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社会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用更加彻底的共产主义改革来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没有欺骗社会和人民、正在把社会带进他们宣称的美好境界。林彪这位老战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彻底宣告了毛泽东理想的破产。
七十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中共体系、而且是全国，全面地陷入了危机。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整体的危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也正是合法性危机的表现。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在寻找新的出路，人们都在谈论被文革摧毁的旧话题，道德、民生、民主和法治等等所谓的沉渣，再次泛起，并且占据了民意的领导地位。
社会在寻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就在这时，邓小平集团开始了第二次窃国的过程。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看看邓小平"窃国"不同于毛泽东的地方，以及为什么说它是"窃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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