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掌管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了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更是形成制度，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掌天下文书和监察。之后成为一项历朝历代都采用的重要政治制度。
汉承秦制，在监察制度上较秦更密。中央仍设御史大夫，武帝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州部，各设刺史一人。东汉后期，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改称州牧，成为行政军事大权集一身的割据势力，地方监察制度土崩瓦解。
隋唐一体，唐代更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的权力。御史台享有部分司法权，有权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在地方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后增为 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巡回按察州县。及至后来，在地方上观察使（职同监察御史）事事干预，权力逐凌驾到州县地方官之上，成为地方行政的最高之一 级，有如汉代刺史。观察使巡按边远省份者，称节度使。
明清两代官制，由于剔出了宰相这一唯一有可能"相对有力"地制约君权的机构，虽然监察名目繁多，以致叠床架屋，但实际上只是在"用一个官员制约另一个官员"，"用一派官员制约另一派官员"，本质上已经沦为"人盯人"最低端的监察方式。
历代反腐难逃两大困局
观中国历代监察之得失，虽然两千多年的体制被整个冠以"封建制度"，但比较不同朝代，还是有诸多区别甚至相去甚远的之处。然而，以下两个问题却是历代都没有也不能解决的困境：其一是"监察悖论"，即"谁来监察监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这两个难题伴随中国两千年极权体制始终。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才创造出了一个个王朝"兴也勃，亡也忽"的历史循环。
极权体制下监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监察权力来源于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监察者，无论多么庞大的监察体系对君权及君权衍生物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做到 "臣权制约"和"君权制约"相辅相成，政体才能实现动态稳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宪体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办法，近代西方君主国家在艰难中完成该转型。 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最高统治者也发现了这一"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诀，但为时已晚。
对于第一个难题，即"谁来监察监察者"，宋代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有限经验，但由于无法走出极权窠臼，对地方监察控制过严，以致牺牲了地方的发展积极性，不能形成帝国有效合力，正所谓"强干弱枝"，两宋在艰难延续320年后走入历史。
至于"一放就乱"，极好理解，汉、唐两个最为灿烂的王朝即亡于此，原来的监察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蜕变为行政官员之后，则意味着监察力量的彻底消亡，不可 逆转的地方离心力就会蜂拥展现。"一抓就死"则集中表现为监察机构层出不穷被设置，而后迭次实效，不仅基本的肃贪功能无法实现，监察官员更有可能沦落政治 斗争的工具，整个官僚体制滑入准死亡的腐烂阶段。
古代监察制度的黄金时代--宋
宋代官制大体延续唐代。在监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经济审计工作较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主管经济事务，是北宋最高财政机构， 号称"计省"，取代了尚书省诸多职务，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每司都对应设置有"勾院"，是对各司进行经济审计专门机构。如果说唐代的经济审计工作还是 在每一机构内部由副职官员分管的话，宋代则建立起了独立审计机构。
对于地方势力的监察力度也逐步加强。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单一监察体制，而宋代"路"级监察不仅有了固定机构，而且由转运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等多部构成。严密的监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趋势，但是又束缚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为兵不多、将不广，或财税 不丰，而是因为各级各部门受到体制性束缚；对外则表现为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君权制约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对贞观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继承，并且在两宋具有连续性和习惯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为分工明确的专职封驳机构，规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诏书都要经过"通进、印台、封驳司"审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张尧佐为三司使，舆情大哗；知谏院诸员联合上书，弹劾张尧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
张尧佐何许人？《宋史》载：温成皇后之伯父，举进士。任地方推官时，辖内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卒，道士逃，为巡逻者获，牵连百余人。尧佐复审，明其冤。后知诸县，因地少人多，田讼频繁，张尧佐为正其疆界，制订条款，教育百姓。
张尧佐出身寒士，早年考取进士，处世谨慎，熟悉法律。但毫无疑问，他的被重用与其外戚身份直接相关。
在台谏系统与君主经过数月博弈之后，仁宗最终罢免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但改授他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郡牧制置使四要职。
群臣不作任何让步，再次谏仁宗。包拯越阶趋前，责仁宗重用张尧佐是"失道败德"，言辞激愤，以致唾沫溅到仁宗脸上。
是年，宋仁宗迫于压力与宰相文彦博将决定公布于众：免除张尧佐宣徽南院使和景灵宫使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要职。
但到第二年八月，宋仁宗又改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兼任河阳三镇节度使。御史中丞王举正立即上书，宣称如仁宗固执己见，将辞职。殿中侍御史李兑，及知谏院官员相继上书"必赐施行"，一个"必"字，迫使宗仁宗最终下诏："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
宋代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黄金（206,-0.84,-0.41%）时期，虽在南宋后期成为宰相扩张权力的工具，但总体而言，它对监察臣权、平衡君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后历朝历代却更多继承了宋代监察制度的弊端，更加倾向于君主专制，对君权的制约因素逐步消失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大一统王朝中，宋代"内廷"力量是最为衰弱的，也就是说，在正常官僚体制之外，没有出现强大的皇权衍生势力。
在监察中滋生血腥与腐朽--明
至明代，开国君主虽无学养，却尤为重视历代兴亡经验。表面上看，明太祖和继承者都极力恢复唐宋官制，以示正统。实际上却是弃其精华，扬其糟粕。
废除丞相之后，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内部监察制度更加严密、机构更加繁复，而独立性更加削弱，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 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从而完成台谏合一，一般都察御史之上又增设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监督；都察院外又设监督六部活动的六科给 事中。甚至在此之外又设厂卫制度，是为君权完全控制下的特务监察机构，共同构成一张明暗结合的多维监察网。
但明王朝几乎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迅速地迎来行政、军事官僚的整体腐化。总体看来，明代监察制度教训要大大多于经验。
"台谏合一"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更加职能不清、君权制约因素进一步削弱的表现。另一方面，明代御史职权过大，其职能被明文定为"代天子巡狩"，每至府 县，官吏跪拜。为御史滥用权力、索贿贪腐大开方便之门。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京察"、"大计"之争，举国官员悉数卷入。监察官员的介入更扩大了 党争规模和残忍程度。
"重典吏下"、"明刑弼教"这些法家思想成为明代监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手段不但不能发挥实质作用，反而沦为当权者"反监察"的工具。
例如明代严嵩父子当朝时期，"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但凡弹劾严嵩的，不是被杀就是杖责流放，监察官员虽前赴后继却不能改变既有政治格局。
嘉靖三年（1524年），因谏诤大礼事件，廷杖大臣134人，被廷杖死者多达16人。
明代监察法规虽非常发达，但由于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别监察机构"超越既有司法、行政秩序，直接对君主负责，更加重了明代官场的血腥程度和腐朽速度。君权高于一切、对君权制约因素的空白造成了明代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监察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举步维艰。
中国古代君权是不能分割的，也没有任何第二股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衡。在此格局下，单靠监察制度是无法完成约束权力、提高行政效率任务的。哪怕谏者如何忠 君爱国，以致死谏、尸谏、碎首谏，如果缺乏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原则作保证，没有真正的无差别法治为监察制度保驾护航，无论多严密的监察工作也只能是一种 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加速腐败的权宜手段，所谓的监察体系和官僚体系也就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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