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 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 "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 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 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 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 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 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 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 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 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 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 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 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 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 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 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 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 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 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了。
来源: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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