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著名学者、科学哲学和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仲维光。
仲维光：最近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篇所谓"万里的讲话"，这篇讲话它的题目说是"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的讲话"。这篇被认为是万里讲话的东西，我看了一下，首先我感到这一篇讲话绝对不是万里讲的。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这篇，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这篇讲话，来看一看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篇讲话，这篇讲话为什么我会认为它不是万里的讲话，以及这篇讲话究竟有哪些问题，就通过分析这篇讲话，可以来看一看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想谈一下，我为什么认为这篇讲话不是万里的讲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大约二十多年以前，中国大陆就出版过一本美国人丹尼尔斯写的《革命的良心》，这本书中叙述了苏联从10月革命前后，一直到30年代末期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
在这本书里头，他着重谈的是列宁、斯大林，他们整肃了一批又一批的党内反对派，基诺维耶夫、布哈林、托洛斯基。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他们会反叛出来，从外面来揭露这个集团，来重新评价这个集团，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人在他们参加共产党的时候，这些人的良心，一般人的良知已经失去了。
所有这些人，托洛斯基也罢，基诺维耶夫也罢，布哈林也罢，以及其他很多在共产党内部整肃的人，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自己遭到整肃，但是在他们遭到整肃以前，他们也帮助共产党整肃了别人，他们自己作为共产党整肃了别人。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整个的生存所赖以存在的，已经完全依附于共产党这个机体上了。为此，这些人在他们被整肃以前，昧着良心整别人去搞革命，到他们被那些昧着良心整肃他们的人整肃，以及到后来给他们落实政策，他们都不能够反叛出共产党的原因。
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再版，我估计很多人是看到过它，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我觉得他们就应该想到，实际上这本书揭示了苏联的情况，在中国、在其它的欧洲国家，在所有的共产党里头都存在这种现象。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49年以后，不单整肃了党以外的人，而且在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当中，所有这些整肃的人，他们最后并没有反叛出共产党，并没有对这个共产党来一个彻底的、清醒的反省和认识。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59 年挨整的彭德怀集团，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黄克诚，在70年代末期给他平反以后，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邀约重新来评价毛泽东，但是黄克诚坚决不同意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尽管黄克诚被毛泽东整得差一点死去，但是黄克诚深深的知道，他们这些个共产党人所赖以生存的，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而且我们大家如果看一看黄克诚这个人的历史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实际上黄克诚在遵义会议的那一阶段，他比毛泽东还左，他主张对反对派的态度，比毛泽东还要残酷。而黄克诚这些人他们又深知，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切，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他们和毛泽东是没有区别的，他们只是被整肃了。
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刘少奇的例子。刘少奇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很多人谈到过中国应该法治。当时毛泽东曾经问刘少奇说："你看这个法治问题，你怎么看？" 刘少奇想了一下，说"我看还是得人治"。这个就导致了刘少奇66年自己被毛泽东这个"人治"整死。这就是中国的老话："以害人开始，最后以害己结束。"
同样的例子，中国共产党里头的这些人是不是有进步了？是不是已经能够跳出共产党这个范畴来重新反省自己？没有。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在重新演这个历史，包括大家知道现在还在吹捧的胡耀邦。大家都看到胡耀邦在87年被整肃下台，完全是不合党内的规矩的，他当时是党主席。但是被整肃下台的胡耀邦，又说了什么呢？他还是沉默了，他还是没有能够一下子反叛出来。
在共产党里头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赵紫阳。赵紫阳在89年，不同意邓小平"开枪'这样的行动以后，他能够坚持到最后，没有写检查，没有像胡耀邦那样，实在的说，这已经是在共产党里头少了又少的，或者说是罕见的唯一的例外。过去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别人，他们居中里面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整肃，所有这一切都很明白，谁都看到，这一切都是不合道理的，而且这一切一切都是残酷的，没有人性的。
如果说在89年以前的例子，还可以说共产党是用软刀子杀人，你还可以再沉默或者怎么样。那么经历了89年，共产党用坦克、机枪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全世界的这些电视镜头底下杀人，这样一件事情，你还不能够拍案而起，还不能够像赵紫阳那样起来，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良心已经丧绝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讲话它不是真的，因为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万里无论从私人习惯，还是从他的整个阅历来说，他都不可能像这个讲话里提到的一些个问题里头，提出一些个问题。这里头很典型的，我觉得作为第一代或者是前面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提出这问题。
第一个不可能提出的，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是不会怀疑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的。所以在这个讲话里头，他提出来说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共产党实际上还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万里他们，他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他们脑子里天经地义这共产党就应该掌权的，所以他不会提出这种所谓"注册"合法性的问题。
第二个不可能是万里提出来的，比如说党指挥军队，党和军队一体的问题。在那一代领导人他们脑子里头，这个问题是已成定论的，党就是要指挥军队。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共产党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上一代领导人，他们不会来提这样的问题。
对于上一代领导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提的问题，也就是比如对于社会上的腐败，对于社会上的不良作风，对于共产党内是不是会有纪律，就是纪律不好的问题、腐化的问题，乃至变成党内所谓"民主集中制"，是否能够让更多的人讲话。我觉得所有这一篇讲话的提问题的方法以及思考这些个东西，都不会是万里讲的。
第二个我想来谈一下，对于这个讲话问题，我认为它是后边的，就是这20、30年的这些个，也就是在这个讲话最前面提出来的所谓"思想很活跃"的这些年轻人，我认为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对于这些个所谓"思想活跃的年轻人"，第一、我不认为他们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认为这一批人他们是共产党培养下，已经完全被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些东西所腌制过的，这一批年轻人是已经被腌过的共产党咸菜，所以我不认为他们的思想能活跃到哪儿。
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方式，只能在共产党的酱缸里头提出一些"酱缸式的问题"。我为什么说他是酱缸式的问题？从这些讲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整个讲话概念非常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是延续他们过去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以来这样的潮流和传统。
而这个潮流和传统我们大家可以追溯，追溯到50年代、60年代在军政骨子里有这样一个倾向，这个发展倾向就是50年代的李希凡，60年代的姚文元、戚本禹，70年代、80年代的《走向未来》这一书所谓这些个体改委，这些个用一点调和党内斗争，用一点迎合共产党那种倾向，来使自己能够爬进共产党这些个机器里的的这种做法，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好像是在用一些新的，例如60年代戚本禹有一个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所谓"海瑞罢官"，这些个东西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新的。
到80年代的还留有很多东西，我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80年代年初《走向未来》金观涛所提出来的所谓"控制论超稳定结构"，紧接着李泽厚后面"启蒙和救亡"二重奏这些个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是在考虑政治问题，还是在从共产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酱缸里头来提出一些酱缸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比如今天来看，他们这些概念的理解完全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拿到西方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例如金观涛的"控制论超稳定结构"，那根本就是对哲学上的一无所知，李泽厚的"启蒙和救亡"，李泽厚自己根本没有研究过什么叫启蒙、启蒙是什么？它要做什么？然后就匆匆忙忙提出来，至于他后边提出的"告别革命"，那更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告别革命在西方本来是告别共产党、告别那样的思维方式，可是李泽厚自己又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是为了这个。
就在这种现象下，我们大家知道，11年前曾经有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我甚至怀疑今天伪造万里讲话的这个人，正是当年伪造一位德国的学者所写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那本书的人。当时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本书就是一个概念非常混乱，而且实际上在那本书里头很多地方是为中国共产党来解套。
今天这个万里讲话，它实际上的作用也是在这方面的。这篇讲话里，它的问题我觉得它表现在里边就是对于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的概念的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另外一个，它整个谈问题的方式，都是用意识形态化的，一种以共产党的政治语言，以过去共产党那些个党文化思维的方式来提这些问题的。
这里头很典型的，我觉得是它提出来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它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的问题，它没有注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它不是一个注册没注册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它这个党由于它的思想，它自认为它的唯物主义思想占有了真理，它就可以用一切的手段来攫取政权，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这个党，它就是一个黑帮集团。
它为了政治目的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它不是一个在一般社会上是不是去注册的问题，而是一个它用暴力攫取了政权的问题，而是它本身这个党在近代社会它的存在就不是合法的。如果共产党它的存在是合法的，那么用共产党人自己的话来说，也就说用中国共产党曾经批判过修正主义这些个说法来说，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它就是社会民主党了。这就是今天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它的由来的产物。
因此我套用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最著名的一位米奇尼克的话说，他当年谈到共产党和极权问题的时候，他谈到：如果是共产党这一定是极权的，如果它不极权了，那么它就不是共产党了。实际上，今天我们谈到它这个党合法性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如果它叫共产党，它就一定不是一个在近代意义上合法的政党，它就一定是个暴力的党，一个黑帮的党。
因此对它来说，不是注册不注册的问题，而是它的指导思想，它的存在的方式，它的对社会的态度，它整个的这一套都决定了它在近代社会里头，在以人权、个人推祟这样一个社会里，它是不合法的，在国际社会中它的存在也是不合法的，如果它要合法，不是注册问题，而是要彻底改变自己的问题，只有在共产党内的酱缸里头泡出来的人才会提那种似是而非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党和军队的分离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这样的，共产党党和军队的分离，这个在一般社会里，我们这些人都在正常社会里生活过，它是一个当然的事情──党政分离。但是对共产党来说，它是共产党存在的命脉问题，它根本就不可能分离。
这个就是写这篇讲话的人，他知道了一点外面的观点，就像过去我前面讲的李泽厚、金观涛一样，他们知道了一点西方社会、一般社会用的思想概念，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概念本身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而囫囵吞枣的拿到中国去应用，其结果就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就造成了这种实际上他们提的伪问题的局面。
第三个就是整个这篇讲话，它把问题归结为是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更是混乱的，前面我已经讲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是一个伦理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篇讲话把什么问题归结到伦理问题上了？
第一个它讲，国民党封杀了我们22年，我们也不要花60年的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这简直是胡扯。第二个，它讲到在纪念碑去向前辈们去致敬，50年了都没有做过，而现在才开始做，这样难道不是一个应该道歉，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第三个，它认为纪律检察委员会只是查处，而不管用人过程里，用人的人用错了人的这种责任，这一点它又归结为伦理问题。第四个，它认为宪法权力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第五个，它说要经过选举，不能让党来控制选举，它说如果我们一直依靠党的控制得到职位，而不是经过选举，这就是违背了政治伦理。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民意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的问题，在历史上，在海外，在国际社会已经有了公论，有些人就把它引用到中国，于是一些共产党人出来要求制止这种言论，那么它又归结为政治伦理问题。
实际上大家看到，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政治伦理问题，归结到底又是一个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如何看待共产党问题。如果从政治学上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近代社会国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法？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法？它有可能是一个其它什么问题，但是它不是伦理问题。
坦率的说，如果要是按照伦理来说，共产党，我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一个黑社会。它所建立的就是一个，它认为代表了真理，它是一个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仔细来看，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义大利黑手党集团，它的党主席控制一切，它的党控制社会的一切。按照这样一个党的原则和建立的气氛来说，是非常符合黑社会的伦理的。黑社会的伦理就是说大家都要服从老大，黑社会的伦理就是大家都要顾及到我们这个集团的利益；即便我们做了昧着良心的事，即便我们犯下了千古的罪行，我们大家都要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维护我们这个团体。
所以实际上，一个政党有一个政党的伦理，民主社会有民主社会政党的伦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伦理。共产党的伦理是什么？就是黑社会的伦理。今天的共产党社会，不是它们的政治伦理出了问题，而是共产党根本就是非法的。
你从政治学的角度，你从一个一般社会的正常的思维来说，那么，共产党我可以跟你说，一天也不应该存在下去。如果你从一个根本的人类道德的角度，根本的、伦理的、从近代社会学赖以存在的人权和民主的这个角度来说，共产党罪行累累。而且共产党十恶不赦、血债累累，那么这个血债累累从法律角度来说，它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合法性。所以我提出了这些个问题。
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这篇讲话究竟怎么看，究竟如何来看待它的作用。我觉得这篇讲话，它反映一种奴才的心态，奴才式的心理。经过了这么多年，二、三十年。本来我可以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么黑暗的一段十年的时期，到76年的时候，大家应该起来了，反抗共产党的暴政，就是揭露这个极权的黑暗。到76年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实际上民众是应该起来揭露共产党，而不是再把你的希望、再把你这些东西寄托于周恩来、寄托于那些个清官、寄托于共产党。
今天，从76年到现在又过了30多年，怎么还是把这种希望寄托于共产党里头，寄托于万里、寄托于其他的那些个？如果万里能够出来讲话，他在89年就出来了。所以今天伪造一篇万里这样不痛不痒的讲话，不单不是万里讲的，不单是讲话里头充满了谬误，而且这个伪造的人，以及响应这个讲话的这些人，还是对共产党充满了那种奴才心理。
这个奴才心理在近年以来，我们有很多的反映。比如说在共产党里头有一个刘亚洲，据说是什么李先念还是谁的女婿，刘亚洲稍微有一点在理念，过份一点的言论。还有一个环境副部长潘岳，管环境问题的，稍微有一点所谓顾虑本格的言论，在海外也报，海内也报，都给他们大声叫好。
实际上，比如以潘岳来说，我曾经同环境问题专家王文瑞聊过一次，王文瑞先生他不问政治，但是他一句话就点破，说所有中国现在存在的环境问题，都是潘岳他们造出来的，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我们那些被共产党酱缸腌制过了的这些所谓异议人士、我们的一些个所谓的民运人士，对潘岳、对刘亚洲这样的人，他们对每一个这种东西都还跟着去喊好，这就摆明了一种奴才心理。
我们本应该提出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比他们更好的东西，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东西来揭示、解剖那个社会是怎么回事，而且这篇讲话出来以后，我们要点评他，你是怎么一回事？你可能是谁的？你还有哪些个问题？而不是对于所谓的什么万里讲话抱一种信仰态度，说共产党里面有神了，共产党里面有什么了，有了好的好的宗教，没有，要有早就有了。我觉得这里头我们要依靠自己。
最后一个要讲的，尤其令我失望的就是对于共产党的文化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从89年到今天，20年了，而且在本世纪开始以来，尤其是从03年以来，大纪元曾经发表了《九评》的文章，从历史上、从方法上，从根柢上，从伦理上，从社会问题上，各个方面都开启了对共产党社会的严肃的讨论。从03年到现在，大家在很多场合里头，曾经研讨了《九评》。《九评》最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最大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跳出了共产党，使我们重新从外面，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从人的文化的角度，甚至从一个真正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
有很多的所谓知识精英对《九评》不屑一顾，但是今天这个万里讲话还能够在社会引起一定的反响，还能够欺骗到一些人的眼睛，还能够让一些人看到觉得这个讲话如何如何好。这说明这些人应该真的回到《九评》这上边来，至少我们大家一起回到这个基点上来讨论问题。
由万里的这篇讲话，使我今天更感到6年以前出现的这个《九评》，对今天的这些人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必要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讨论共产党的问题，我们看这篇东西是不是万里的讲话，我们看这篇东西，这个伪造讲话人的问题在哪儿。
很多的东西《九评》都给我们提供了出发点了，所以从这一切来讲，我觉得与其信这边讲话，这边讲话很好，与其去跟着人家讲话在里面去走，你不如把它拿来和《九评》对比一下，然后重新来看一看，怎么定位这篇讲话。我觉得只要从外边来看，那么就可以认清这篇讲话。另外这篇讲话，在今天出来还是我们看到，他居然和十几年前那个第三只眼睛出来一样，想引起那样的轰动。当然在今天没有引起十几年前第三只眼睛那样的，所谓在华人世界里的轰动，但是他还是引起的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在真正的冲出共产党文化，真正的粉碎共产党文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桎梏和禁锢，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眼界，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方法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这里面我们说明的是，如果你认真的学了西方的政治学、哲学，如果你认真的看了西方对于共产党问题，最近20年，甚至更早，哪怕是我刚刚讲话中提出的丹尼尔斯的，中国大陆现在也已经公开出版了《革命的良心》这样的书。假如你从A、B、C，从1、2、3，从这根本的问题去讨论这些东西，你们就会得出一个比这边讲话更为清晰的概念，更为明确的一个看法，你就不会跟着这篇讲话走。所以这一篇讲话出来以后到我们这样子的讲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清醒的头脑来分析它，来对待它。
并且能够从这样的讲话看到，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更多的工作，在文化领域，在知识领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思想和文化等知识领域，而不只是在政治领域。
当然这篇讲话，它是一个共产党意识型态化的产物，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治领先，也就是政治统帅一切的产物。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头看到共产党文化这种意识型态化和政治领先一切的禁锢，当我们打破这个禁锢的时候，我们才够能真正的回到思想的、知识的、文学的、艺术的、这种真正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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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简介 > 仲维光
*仲维光是著名的旅德社会学学者。
*仲维光自80年代起开始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他是一位科学哲学和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作家。
*仲维光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他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近代物理学思想史研究，后在德国鲁尔大学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现在专门从事科学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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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为---仲维光：剖析“万里文章”
